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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制度改进

引言

信用风险管理是银行的“生命线”，这句话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若深入一线观察，会发现它远比字面意义更厚重。记得几年前在某城商行调研时，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指着墙上的风险指标图感慨：“这些数字不是冰冷的统计，每一笔不良贷款背后可能是一个企业的生死，是几十个家庭的饭碗。”在经济周期波动加剧、客户需求多元化、金融科技快速迭代的今天，传统信用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已显露出“穿旧鞋走新路”的不适——从贷前调查依赖人工经验到贷后管理流于形式，从风险计量模型滞后于市场变化到全员风险意识与业务扩张速度不匹配，这些问题像一根根刺，扎在银行稳健经营的肌理中。如何通过制度改进让信用风险管理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经营”，从“粗放管控”走向“精准治理”，是当前银行业必须破解的课题。

一、当前信用风险管理的制度痛点：从“框架缺失”到“执行断层”

要谈制度改进，首先得弄清楚“改什么”。过去二十年，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放到规范的跨越式发展，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

1.1制度体系的“碎片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脱节

许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像一本“拼凑的词典”：总行层面有《全面风险管理办法》《授信业务基本规程》等纲领性文件，分行层面有各类实施细则，支行层面还有内部操作指引。但问题在于，这些制度之间缺乏统一的逻辑主线。比如某股份制银行曾出现这样的情况：总行要求“加强中小企业信用评估”，但配套的风险权重计算规则仍沿用大企业标准；分行制定的“快速审批通道”制度，与总行“双人调查”的要求存在执行冲突。这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制度碎片化，导致基层员工在操作中往往陷入“按制度办效率低，不按制度办风险高”的两难。

1.2全流程管理的“薄弱环”：贷前、贷中、贷后各环节的衔接断层

信用风险管理的核心是“全生命周期管理”，但现实中各环节常出现“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象。贷前调查阶段，客户经理为完成业绩指标，可能选择性忽略企业隐性负债；贷中审查阶段，风险经理依赖抵押品价值评估，对第一还款来源（如企业现金流）分析流于表面；贷后管理阶段，“重检查轻处置”普遍存在——很多银行的贷后检查报告模板化，“企业经营正常”“抵押物足值”等表述千篇一律，直到企业出现欠息才紧急介入，此时风险已难以挽回。某城商行曾披露，其不良贷款中60%以上是因贷后跟踪不及时导致的，这组数据背后是制度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塌陷。

1.3技术赋能的“滞后性”：数据与模型难以支撑风险精准计量

科技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赋能不应停留在“替代手工”层面，但当前多数银行仍面临“数据孤岛”“模型过时”的困扰。一方面，内部数据分散在信贷、财务、运营等多个系统，外部数据（如税务、司法、水电费）获取渠道有限，导致风险画像“缺胳膊少腿”；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模型多基于历史数据构建，对新兴行业（如直播电商、新能源科技）的风险特征捕捉不足。笔者曾接触过一家专注绿色信贷的银行，其原有模型将“高能耗”企业直接列为高风险，但随着环保政策调整，部分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已转型为“低能耗高附加值”，旧模型却仍将其标记为风险，导致优质客户流失。

1.4风险文化的“表层化”：制度约束与主动意识的割裂

制度是“硬约束”，文化是“软引导”，但许多银行的风险文化建设像“贴在墙上的标语”。比如，部分机构将“零不良”作为考核目标，导致客户经理“不敢贷、不愿贷”，甚至掩盖风险；基层员工中流传“只要流程走完，出了问题不担责”的心态，将制度执行异化为“留痕游戏”。某银行信贷员曾坦言：“做贷前调查时，明明觉得企业实际控制人有过度扩张倾向，但因为财务报表‘好看’，流程上又没有明确的‘一票否决’指标，只能硬着头皮上报。”这种“制度在纸上，风险在心里”的割裂，让信用风险管理失去了最根本的内生动力。

二、制度改进的核心路径：从“被动管控”到“主动经营”的范式转型

针对上述痛点，信用风险管理制度改进需跳出“修修补补”的思维，构建“顶层设计—流程再造—科技赋能—文化培育”的四维协同体系，推动风险管理从“成本中心”向“价值中心”转变。

2.1重塑制度框架：以“战略协同”为核心的顶层设计优化

制度不是孤立的规则集合，而是服务于银行战略目标的“导航系统”。首先要明确“风险偏好”这一核心指针——总行层面需结合自身定位（如服务小微、聚焦绿色金融），制定清晰的风险容忍度、行业限额、客户准入标准，并通过制度文件将其分解到分行、支行。例如，一家以“科创金融”为特色的银行，其信用风险制度应明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抵押品要求可适当降低，但需强化研发投入占比、专利数量等指标的考核；对传统高耗能企业，即使抵押充足，也应设置行业限额“天花板”。

其次要解决制度“打架”问题，建立“1+N”制度体系：“1”是《全面信用风险管理基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