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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疆治理与互动史

一、引言：山水相连的千年边疆

站在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口岸的北仑河边，脚下的界碑静静诉说着岁月。这条不足百米宽的河流，既是中越两国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千年往来的见证者——上游的十万大山里，至今还留存着秦汉时期的古道遗迹；下游的入海口处，近代法国修建的铁桥残桩与现代跨境大桥并肩而立；河岸两边的边民，至今还能用同一种方言喊出“阿叔”“阿嫂”的亲切称呼。中越边疆的历史，从来不是一道生硬的边界线，而是一部由治理智慧、民生往来与文化交融共同织就的长卷。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第一次行政管辖，到当代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繁荣，从士兵戍边的铁马金戈，到边民互市的烟火日常，这条边疆线始终在“治”与“通”的平衡中生长，在“分”与“合”的张力中延续。

二、古代王朝时期：从郡县治理到宗藩互动（秦汉-明清）

（一）早期郡县制的实践：秦汉至隋唐的直接管辖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的大军跨过五岭，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象郡的辖区大致包括今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这是中原王朝对中越边疆的首次系统性治理。但真正让边疆“落地生根”的，是西汉的努力。汉武帝平南越后，设交趾刺史部，下辖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深入今越南境内。当时的治理手段很实在：一方面派“循吏”赴任，比如东汉交趾太守锡光教民耕稼、制冠履，九真太守任延推广牛耕，把中原的农业技术带到红河三角洲；另一方面移民实边，中原的士兵、工匠、犯官家属不断南下，与当地骆越人杂居。《后汉书》里记载，这些移民“与越杂处，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到了唐朝，边疆治理更加体系化。679年，唐高宗设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辖区涵盖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越南北部。都护府既是军事指挥中心，也是民政管理机构，下设都督、刺史等职，还在重要关隘设镇、戍。这时候的边疆已经不是“化外之地”，而是纳入科举体系的“王土”。比如爱州（今越南清化）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期官至宰相，成为史上首位越南籍唐朝高官。文化交融更是深入民间，汉字成为官方文字，《论语》《诗经》在私塾里诵读，佛教通过海陆两路传入，今天越南的古寺中，还能看到唐代风格的飞檐斗拱。

（二）羁縻与册封：宋元时期的治理转型

宋朝是个转折点。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中北部，建立丁朝，向宋朝请封。宋太祖封其为“交趾郡王”，标志着中原王朝对越南从直接管辖转为“羁縻册封”的宗藩关系。这种转变背后，既有国力的考量——宋朝需要集中精力应对北方辽、金，也有边疆治理的智慧：承认当地政权的实际统治，通过朝贡体系维持边疆稳定。

但“羁縻”不等于放任。宋朝在边境设立“博易场”，由官方管理互市，禁止铁器、铜钱等战略物资出境；在军事上，广南西路设置“邕管”，驻兵屯垦，今广西崇左的左江沿岸，还能看到宋代的屯兵城堡遗址。民间互动却愈发频繁，越南的占城稻通过海道传入福建，这种“不择地而生”的早熟稻后来推广到全国，缓解了粮食压力；广西的瓷器、茶叶经陆路进入越南，越南的沉香、珍珠则北上中原。当时的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写道：“边民互市，日昃方散，市上多越人，语音相混如一家。”

（三）宗藩体系的成熟：明清时期的边界与朝贡

明朝前期曾短暂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试图恢复直接管辖，但因当地反抗激烈，20余年后撤回，重新确立宗藩关系。清朝则将这种关系制度化，规定越南每三年一贡，五年一朝，皇帝的册封诏书用金印紫泥，越南国王的谢恩表用汉字书写。这时候的边疆治理更注重“划界安民”，1724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与越南黎朝划定中越陆地边界，立石为碑；1790年，乾隆皇帝派官员与越南阮朝勘定海上边界，明确西沙、南沙群岛归属。

朝贡路线成了文化纽带。越南的贡使队伍里，常有学者跟随，他们到北京国子监学习，带回《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中国的商人、工匠则沿着红河、左江深入越南，建会馆、开当铺、传技艺。广西龙州县的“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旁，有座百年历史的“关圣宫”，墙上的碑刻记载：“清光绪年间，粤商、桂商与越商共捐银千两，建此庙以祀关羽，三国故事至今为两边百姓共说。”这种“你中有我”的民间认同，比官方文书更持久。

三、近代转型期：殖民冲击与边界重构（19世纪-20世纪中叶）

（一）法国殖民的影响：传统秩序的瓦解

1858年，法国炮舰驶入岘港，中越边疆的传统格局被彻底打破。1884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延续千年的宗藩体系崩溃。法国为强化殖民统治，在中越边境推行“分而治之”：一方面修建滇越铁路（1910年通车），把越南变成东南亚的物资转运中心；另一方面人为划分“禁区”，限制边民往来，甚至强迫部分跨境民族更改族称、禁用汉字。

但边疆的韧性远超殖民者想象。镇南关（今友谊关）附近的老人至今记得，1885年冯子材率军抗法时，越南百姓主动带路、送粮，“山村里的阿婆把自家腌的酸笋都塞进了清兵的粮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