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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防卫过当认定

在生活中，我们常说“以正制邪”，但当面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时，如何把握防卫的“度”，既保护自身权益又不陷入“防卫过当”的法律风险，始终是困扰普通人的难题。从法律视角看，防卫过当的认定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公平正义，更影响着社会对“正当防卫”的信任基础——若认定过严，可能让公民在危险前畏首畏尾；若认定过宽，又可能纵容“以防卫之名行侵害之实”的乱象。本文将围绕侵权行为中防卫过当的认定展开，从基础理论到司法实践，从典型争议到完善路径，层层拆解这一法律命题。

一、防卫过当的基础认知：概念、边界与立法逻辑

要理解防卫过当，首先需明确其“母体”——正当防卫。根据《民法典》及《刑法》相关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使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其核心在于“制止侵害”的正当性，因此法律赋予其违法阻却效力，即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或刑事责任。但正当防卫的“正当”并非无界，一旦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转化为防卫过当，需承担相应责任。

（一）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从“必要限度”到“重大损害”的双重约束

学界通说认为，防卫过当需同时满足三个要件：侵害现实性、防卫必要性、结果过当性。

首先，侵害必须是“正在进行”的现实危险。若侵害尚未发生（事前防卫）或已结束（事后防卫），则防卫行为失去正当性基础。例如，甲与乙发生口角，乙声称“明天找人收拾你”，甲当晚潜入乙家打伤乙，这种“提前防卫”就不构成正当防卫。

其次，防卫行为需具有“必要性”，即防卫手段是制止侵害的最小可能措施。比如，面对徒手攻击，持棍反击可能必要，但持匕首捅刺则可能超出必要；若侵害方仅推搡，防卫方用砖块猛砸头部，显然超过了制止推搡所需的最小力度。

最后，结果需达到“重大损害”。这里的“重大”是相对侵害行为而言的，若侵害行为仅造成轻微伤害（如扇耳光），防卫行为却导致侵害方重伤或死亡，通常会被认定为重大损害。例如，甲用拳头打乙肩膀两下，乙抄起椅子砸向甲头部致其颅骨骨折，就可能因结果过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二）立法逻辑：平衡“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选择

法律为何要对防卫过当设限？本质上是为了平衡“被侵害人的防卫权”与“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法律鼓励公民勇敢制止不法侵害，若对防卫行为过度苛责，可能导致“好人不敢出手”；另一方面，侵害人虽实施了不法行为，但其生命、健康等基本权利仍受法律保护，不能因防卫而被任意剥夺。

以“昆山反杀案”为例（注：为说明问题引用典型案例，具体细节已简化），刘某持长刀追砍于某，于某夺刀后反砍刘某致其死亡。法院最终认定于某构成正当防卫，关键在于刘某的侵害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持刀攻击），于某的防卫行为是制止侵害的必要手段，且结果虽严重但未超出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范围。此案折射出立法者的态度：对严重暴力侵害，防卫行为的“度”可适当放宽，以鼓励公民对抗恶性侵权。

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题：从“模糊标准”到“自由裁量”的现实困境

理论上的构成要件看似清晰，但落到具体案件中，法官往往面临“三难”——侵害强度难判断、防卫手段难界定、主观意图难查明，这些难题直接影响着防卫过当的认定结果。

（一）侵害强度的动态性：“正在进行”的边界如何把握？

侵害行为是动态发展的，其强度可能随时间变化。例如，甲与乙因停车纠纷发生推搡，甲突然从车内取出铁棍欲砸乙，乙夺过铁棍反击致甲轻伤。此时，侵害行为已从“徒手推搡”升级为“持械攻击”，乙的防卫强度是否合理，需结合侵害升级的时间节点判断。若甲刚掏出铁棍尚未举起，乙就夺棍反击，可能被认定为必要；若甲已持棍砸中乙手臂，乙再反击，防卫的必要性更明显。

实践中，部分案件因监控缺失、证人记忆模糊，导致侵害行为的“起始时间”“升级过程”难以还原。例如，某小区内两老人因遛狗争执，一方称“对方先拿石块砸我”，另一方称“我只是弯腰捡石块，还没举起就被对方打伤”。此时，法官需结合伤痕位置（如头部伤可能对应已实施的攻击）、现场环境（石块是否在双方脚边）等间接证据综合判断，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防卫性质认定。

（二）防卫手段的相当性：“最小必要”的尺度如何拿捏？

“相当性”是防卫过当认定的核心标准，但“相当”并非数学上的“等同”，而是需考虑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防卫方的处境等因素。例如：

侵害性质：针对财产侵权（如偷手机）的防卫，与针对人身侵害（如殴打）的防卫，“相当性”标准不同。追小偷时推搡致其摔倒，可能被认定为必要；但用棍棒击打小偷头部致其昏迷，则可能过当。

防卫方处境：防卫人往往处于紧张、恐惧状态，难以精准控制防卫力度。法律对此有“期待可能性”考量，即不能要求防卫人在危急时刻像专业人员一样“精准反击”。例如，女性面对持刀强奸犯时，用石块多次击打对方头部致其死亡，法院通常会认定为正当防卫，因为此时要求其“只打晕不打死”不符合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