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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走廊机制的实践优化研究

引言

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中，利率走廊机制作为价格型调控的核心工具之一，通过设定市场利率波动的“上下限”，既能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又能降低央行日常操作成本，逐渐成为各国央行优化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选择。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率“双轨制”逐步并轨，市场利率的波动性和传导效率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利率走廊机制的实践优化路径，对于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利率走廊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

（一）利率走廊的核心内涵与运行原理

利率走廊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设定政策利率的“上限”和“下限”，构建一个约束市场利率波动的区间，从而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目标利率运行的调控框架。其核心要素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上限利率”，通常由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紧急流动性支持工具（如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构成，当市场利率突破上限时，金融机构可通过向央行申请此类工具融资，抑制利率进一步上行；二是“下限利率”，一般为央行对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当市场利率跌破下限时，金融机构倾向于将多余资金存放于央行，避免利率过度下行；三是“目标利率”，即央行希望市场利率围绕波动的基准水平（如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或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从运行原理看，利率走廊通过“成本约束”和“预期引导”双重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市场融资或存放资金时，会自发比较市场利率与走廊上下限的成本差异，从而调整交易行为，使市场利率被限制在走廊区间内；另一方面，央行对走廊边界的调整本身传递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市场主体会根据政策意图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形成对未来利率走势的稳定预期。这种“被动防御”与“主动引导”相结合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量型调控（如直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更能适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环境。

（二）利率走廊机制的实践价值与国际经验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实践看，利率走廊机制在稳定市场利率、降低政策操作成本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例如，加拿大央行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利率走廊后，隔夜市场利率的波动幅度从改革前的日均50个基点（BP）降至5个基点以内；欧元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通过调整走廊宽度（将上下限利差从200BP收窄至50BP），有效平抑了市场流动性紧张带来的利率波动；日本央行则通过“负利率+利率走廊”的组合，在零利率下限环境下仍保持了对短期利率的调控能力。

这些实践经验表明，利率走廊机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低央行日常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和规模，仅在市场利率接近走廊边界时进行少量干预即可实现调控目标，节约政策操作成本；二是增强市场利率的可预测性，减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成本，促进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有效配置；三是为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提供制度支撑，通过明确的政策信号传递，提升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二、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运行特征与现实挑战

（一）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实践探索与运行现状

我国对利率走廊的探索始于2013年，随着常备借贷便利（SLF）的推出，正式构建了以SLF利率为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为目标的初步框架。此后，随着中期借贷便利（MLF）、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利率债回购利率（DR）等工具和指标的完善，利率走廊的内涵不断丰富。当前，我国利率走廊的运行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走廊边界工具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上限工具从最初的SLF扩展至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覆盖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需求；下限工具则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延伸至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其他低息负债（如结算备付金），增强了对市场利率的托底作用。其次，目标利率的基准性显著提升。以DR007（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与OMO利率的相关性持续增强，2022年以来两者的月度均值偏离度基本控制在10BP以内，表明市场利率对政策信号的响应更加敏感。最后，政策操作的灵活性不断提高。央行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动态调整OMO操作规模和频率，在季末、节假日等流动性波动较大的时点，通过“逆回购+MLF”组合操作平滑利率波动，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偏离走廊区间。

（二）当前机制运行中的主要挑战

尽管我国利率走廊机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走廊宽度的适应性有待增强。目前我国SLF利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利差约为150BP，相较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50BP、欧元区的50BP）明显偏宽。过宽的走廊导致其对市场利率的约束作用减弱，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在流动性紧张时更倾向于通过同业市场融资而非使用SLF，使得上限工具的“最后贷款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同时，下限工具的利率水平长期偏低（近年来维持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