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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现代化改革方向

引言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承担着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公共法律服务等核心职能。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传统的工作模式在响应效率、服务精度、资源整合等方面逐渐显现出局限性。推进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现代化改革,既是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夯实法治建设根基的关键举措。本文将从理念革新、机制优化、技术赋能、队伍锻造四个维度,系统探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现代化改革方向。

一、理念革新:从“管理本位”到“服务赋能”的根本转变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现代化改革,首先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实现理念层面的深层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口号调整,而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服务”、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赋能”的系统性重构。

(一)从“管理思维”到“服务思维”的价值重构

长期以来,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例如在普法宣传中,部分地区仍以“填鸭式”讲座为主,内容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在矛盾调解中,个别工作人员习惯“居高临下”调解,忽视当事人的情感诉求。现代化改革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全过程,将工作目标从“完成任务”转向“解决问题”。

以普法工作为例,改革方向应是从“我讲你听”变为“你需我讲”。通过问卷调查、社区走访等方式收集群众关注的法律问题(如婚姻家庭、物业纠纷、劳动权益等),针对性设计普法内容;利用“法治夜市”“田间课堂”等贴近生活的场景开展互动式普法,让法律知识从“文件里”走到“生活中”。某社区试点“点单式普法”后,群众参与率提升60%,咨询量增长3倍,充分验证了服务思维的实践价值。

(二)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的治理升级

传统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多以“事后处理”为主,如矛盾纠纷发生后介入调解、违法行为出现后开展矫正。这种模式难以适应基层社会“矛盾易发、风险隐含”的特点。现代化改革要求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前端介入降低矛盾发生概率。

例如在矛盾纠纷预防领域,可建立“网格巡查+大数据预警”机制: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网格员定期走访社区,收集苗头性矛盾信息;利用智能系统分析区域内矛盾高发类型(如邻里纠纷、劳资纠纷)和时间节点(如年关讨薪季、拆迁安置期),提前开展专项普法和风险排查。某街道试点后,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从78%提升至92%,其中60%的纠纷在萌芽阶段被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二、机制优化:构建协同高效的基层法治服务体系

理念革新需要具体的机制落地。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涉及多部门、多主体,现代化改革的关键在于打破条块分割,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协同机制,形成覆盖全周期、全领域的法治服务网络。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深度整合

基层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主体多元”的特点,单一部门或单一方式难以有效解决。现代化改革要求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并引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力量,形成“一站式”化解平台。

例如,某县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整合司法行政、公安、民政、住建等部门资源,设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物业管理等专业调解室,配备专职调解员和法律顾问。群众只需“进一扇门”,即可完成咨询、调解、司法确认等全流程服务。数据显示,该中心成立后,矛盾平均化解时长从15天缩短至5天,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此外,针对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特点,推广“乡贤调解”“家族调解”等传统方式,将法治精神与乡规民约结合,提升调解的接受度和实效性。

(二)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机制的精准覆盖

公共法律服务是基层司法行政的核心职能之一,但长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服务供给粗放”等问题。现代化改革需以“均等化、精准化”为目标,构建“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并创新服务形式。

在县级层面,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枢纽”作用,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资源,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在乡镇层面,依托司法所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站,重点开展法律咨询、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初审等基础服务;在村(社区)层面,设立“法律之家”或“法治驿站”,由“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定期驻点,同时培养“法律明白人”(每村至少3-5名),负责收集群众法律需求、开展日常普法。针对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推出“上门服务”“远程服务”等个性化模式,确保法律服务“不落一人”。某山区县通过“流动法律诊所”覆盖偏远村落,年服务量从2000人次增长至8000人次,有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难题。

(三)社区矫正动态管理机制的科学完善

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与帮扶是基层司法行政的重要任务,传统“定期报到、集中教育”的模式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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