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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坊市制度与市民秩序

引言

站在开封城的朱雀门前，望着街上车水马龙的茶坊酒肆，很难想象百年前这里还被高约两丈的坊墙分割成棋盘般的格局。宋代坊市制度的变革，绝非简单的“拆墙开店”，而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城市文明进程的社会革命。它不仅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桎梏，更重塑了市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为后世“烟火气”的城市形态埋下了第一粒种子。要理解这场变革的意义，我们不妨从唐代坊市制度的“紧箍咒”说起。

一、从“锁城”到“活市”：坊市制度的历史嬗变

1.1唐代坊市制度的“刚性框架”

若将唐代长安城比作一件精密的青铜礼器，坊市制度便是其上最严谨的纹路。当时的城市以“坊”为基本单位，每个坊四周筑有夯土高墙，墙高约2.5米，墙基厚达3米，如同现代小区的“封闭式管理”。据《长安志》记载，长安城有108坊，每坊设坊门，晨暮时分以鼓钲为号开关：“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闭门；夜漏尽，击六百槌，开门。”坊内居民若在闭坊后外出，便算“犯夜”，按《唐律疏议》要笞打二十。

“市”则是被严格圈定的商业区，长安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四周同样有围墙。市门开启由“市令”管理，正午击鼓三百声，商人才可入内交易；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声，必须收摊离场。这种“定时定点”的交易模式，本质上是将商业活动压缩在有限的时空内，如同给城市经济套上了“时间枷锁”。

1.2宋代变革的“破局之力”

到了北宋，这副“枷锁”逐渐松动。根本动力来自经济的勃兴——据漆侠先生统计，北宋年商税收入最高达2200万贯，是唐代的7倍有余；城市人口也急剧膨胀，汴京常住人口突破百万，远超唐代长安的80万。当百万市民的日常需求与商业活力碰撞，封闭的坊市制度便成了“束缚手脚的旧衣裳”。

变革的先声起于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扩建汴京时，允许“向街开门”，原本沿汴河的仓库、邸店率先突破坊墙限制。入宋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下诏：“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这道诏令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坊墙在商业浪潮中逐渐崩塌。至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坊”的名称虽存，实际已演变为行政管理单元，坊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1.3制度变迁的“具体面相”

这种变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空间融合。汴京的御街两侧，“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东京梦华录》卷一）。原本分隔坊市的围墙消失后，店铺沿街道鳞次栉比，“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同上卷二）。

其二，时间延展。唐代“日中为市”的规矩被打破，早市与夜市形成闭环：“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直至天明”（《东京梦华录》卷三）；夜市则“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同上卷二）。

其三，层级突破。除了都城，地方城市的草市、镇市也蓬勃发展。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神宗时全国镇市达1900多个，这些“城外之市”与城内市场联动，形成了“中心城市-市镇-草市”的三级市场网络。

二、从“坊内人”到“市中人”：市民生活的立体重构

2.1日常消费的“烟火图谱”

坊市制度的松动，让“买东西”从“任务”变成了“生活”。汴京的“州桥夜市”堪称宋代版“深夜食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东京梦华录》卷二）。小吃种类之多令人咋舌：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甚至还有“旋煎羊白肠、鲊脯”等即食美味。

更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型消费”的兴起。茶坊不再是单纯的饮茶场所，而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梦粱录》卷十六）。临安的“清乐茶坊”“八仙茶坊”里，“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同上）。酒肆则更讲究，汴京的“樊楼”“杨楼”“白矾楼”等酒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东京梦华录》卷二），连酒具都是“银瓶酒盏，亦各奇巧”。

2.2娱乐休闲的“大众狂欢”

当商业空间自由延伸，市民的精神需求也找到了出口。北宋中期，“瓦舍勾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瓦舍是综合性娱乐场所，勾栏是其中的演出棚。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桑家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这里的表演内容堪称“宋代综艺”：有说三国、讲五代的“说话”（类似评书），有模拟战争的“相扑”，有滑稽搞笑的“杂剧”，还有“悬丝傀儡”（提线木偶）、“药发傀儡”（烟火木偶）等绝技。更有趣的是，勾栏演出是“分时段收费”，观众可以“随到随看”，“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同上）。这种“大众娱乐”的普及，让“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