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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中权利行使限制

引言

合同作为市场经济的“纽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从“契约自由”原则出发，当事人有权在法律框架内自主约定权利义务，但任何自由都非绝对。在合同履行阶段，若一方无限制地行使权利，可能导致对方陷入履行困境，破坏交易公平，甚至背离合同订立的根本目的。因此，法律对合同履行中的权利行使设定了必要限制，这种限制并非否定“契约自由”，而是通过平衡双方利益、维护交易秩序，最终实现“契约正义”。本文将从理论基础、具体类型、实践挑战与应对路径等维度，系统探讨合同履行中权利行使限制的核心逻辑与现实意义。

一、合同履行中权利行使限制的理论基础

合同履行中的权利行使限制并非立法者的“任意干预”，而是基于民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些原则既为权利行使划定了边界，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价值指引。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在边界

合同自由是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包括缔约自由、内容自由、形式自由等。但自由的行使需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这是民法“私权不得滥用”理念的体现。例如，当事人虽可约定履行期限，但债权人不能在债务人已准备妥当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务人也不能以“自由”为名，随意变更履行方式或延迟履行。这种限制本质上是合同自由的“自我约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通过意思表示隐含了“尊重对方合理期待”的义务，履行阶段的权利行使需与这种期待相协调。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以下简称“诚信原则”）被称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秉持善意、恪守承诺。在合同履行中，诚信原则对权利行使的限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行使权利时需考虑对方的实际履行能力。例如，卖方因不可抗力暂时无法供货时，买方不得立即主张解除合同，而应给予合理宽限期；其二，避免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如买方已接收货物并使用数月后，以包装略有瑕疵为由要求退货，即违反诚信；其三，及时履行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例如，施工方发现设计图纸存在明显错误时，应立即通知发包方，而非继续施工后索赔损失。

（三）公序良俗原则的外部约束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统称，要求民事活动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准则。在合同履行中，若权利行使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即使合同有约定，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例如，某运输合同约定“无论何种情况，收货方必须在凌晨三点接收货物”，这种约定因不合理增加对方生活负担，可能被法院认定为“违背善良风俗”，运输方不得强制要求对方按此时间履行。再如，以“曝光隐私”为威胁迫使对方接受不合理履行条件，直接违反公共秩序，权利行使自然受限。

二、合同履行中权利行使限制的具体类型

理论原则的落地需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则与实践场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履行中的权利行使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履行期限的限制：不得随意突破时间边界

履行期限是合同的核心条款之一，对双方的权利行使形成双向约束。一方面，债务人需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提前或延迟履行可能构成违约。但《民法典》第530条规定，债务人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不得拒绝；反之，若提前履行会增加债权人仓储、保管等成本（如冷冻食品提前一个月送达），债权人有权拒绝。另一方面，债权人需在合理期限内受领履行，无正当理由延迟受领的，债务人可将标的物提存（《民法典》第570条），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债权人承担。例如，甲向乙订购一批中秋月饼，约定9月15日交货，乙按时送达后，甲以“销量未达预期”为由拒绝收货，乙即可提存月饼，甲需承担提存费用及月饼过期风险。

（二）履行方式的限制：需符合约定或交易习惯

履行方式直接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需按约定方式履行；无约定时，应按交易习惯或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民法典》第510条）。例如，某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卖方负责运输并安装调试”，卖方若仅将设备运至买方仓库即视为履行完毕，显然不符合约定方式；若合同未明确运输方式，卖方选择成本更低但可能损坏设备的普通货车（而非约定的恒温车），则违反“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要求。此外，履行方式的选择不得增加对方负担。如建材供应商在合同未约定的情况下，坚持要求买方到偏远仓库自提货物，而此前交易均由供应商送货上门，这种变更即构成权利滥用，买方有权拒绝。

（三）抗辩权的行使限制：需符合法定条件与程序

抗辩权是债务人对抗债权人请求权的重要工具，但行使需满足法定条件，否则可能构成违约。《民法典》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第525条）、先履行抗辩权（第526条）、不安抗辩权（第527-528条），其核心要求是“权利行使具有正当性”。例如，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需以双方债务均已届履行期、对方未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为前提；若对方已基本履行主要义务（如交付了95%的货物），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