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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行政区域划分研究

引言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三代”之首的夏王朝，其行政区域划分不仅是国家权力结构化的重要标志，更承载着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过渡的关键信息。尽管受限于文献记载的碎片化与考古实证的模糊性，学界对夏代行政区域的具体形态仍存争议，但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它既是理解夏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窗口，也是追溯商周乃至后世行政制度渊源的基础。本文将结合传世文献、考古发现与学术争议，系统探讨夏代行政区域划分的可能面貌、内在逻辑及其历史影响。

一、夏代行政区域划分的文献依据与争议辨析

（一）传世文献中的“九州”框架：《禹贡》的核心线索

关于夏代行政区域最广为人知的记载，当属《尚书·禹贡》中“禹别九州”的表述。该篇以“九州”为框架，详细描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地理范围、山川物产与贡赋标准。例如，冀州被界定为“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涵盖今山西、河北大部；豫州则“荆河惟豫州”，以黄河与荆山为界，对应河南中部区域。这种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基础、兼具经济与政治意义的划分方式，长期被视为夏代行政区域的经典模型。

然而，《禹贡》的成书年代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其为大禹时代的实录，但近代学者如顾颉刚通过考辨指出，《禹贡》更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时人对天下秩序的理想化构建。这一争议直接影响了“九州”与夏代的关联性——若《禹贡》确为战国作品，其描述的“九州”或许融合了夏商以来的地理认知，而非夏代实际的行政划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提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山海经·海内经》亦有“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记载，这些先秦文献的互证，至少说明“禹分九州”的传说在战国前已广泛流传，可能隐含着夏代地域管理的历史记忆。

（二）其他文献的补充与矛盾：从《竹书纪年》到《周礼》

除《禹贡》外，《竹书纪年》《世本》等文献也提供了零散线索。《竹书纪年》载“禹都阳城”“太康居斟鄩”“相居商丘”等都邑迁徙，暗示夏代存在以王都为中心的核心区域；《世本·作篇》提到“鲧作城郭”“禹置九州”，将区域划分与城邑建设、权力集中相联系。此外，《周礼·职方氏》虽为周代官制文献，但其“九州”框架与《禹贡》高度相似（仅梁州、雍州易为幽州、并州），或可视为对夏代传统的继承与调整。

但不同文献间的矛盾同样显著。例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称“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其九州范围与《禹贡》存在重叠与差异，反映出不同时期对“九州”的理解存在动态演变。这种矛盾恰恰说明，夏代行政区域的文献记载并非单一的“标准答案”，而是经过后世不断层累、加工的历史记忆，需结合考古实证谨慎辨析。

二、考古视野下的夏代地域分布实证

（一）二里头文化的空间范围：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

考古学为夏代地域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目前学界普遍将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500年）视为夏文化的代表，其分布以河南中西部（伊洛河流域）、山西南部（涑水河流域）为中心，覆盖范围北至山西临汾，南抵湖北北部，东达河南东部，西至陕西东部。其中，二里头遗址（今河南偃师）作为核心都邑，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拥有宫城、大型宫殿基址、铸铜作坊等高级设施，表明其为夏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层级：一级中心是二里头遗址，二级中心包括郑州大师姑、洛阳东马沟等中型聚落（面积10-50万平方米），三级则是数量众多的小型村落（面积小于10万平方米）。这种“中心-次级-基层”的聚落层级，很可能对应着夏代行政区域的垂直管理体系——王都直接控制核心区，次级聚落负责区域协调，基层村落承担生产与贡赋。

（二）周边文化的互动：影响区与边缘地带

在二里头文化核心区之外，同时存在着岳石文化（海岱地区）、下七垣文化（冀南豫北）、三星堆文化（四川）等其他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既有交流（如二里头的青铜技术、玉礼器传播至周边），又保持着自身特色（如岳石文化的陶器风格）。有学者认为，这些区域可能属于夏王朝的“影响区”或“羁縻区”，夏王通过联姻、盟誓、朝贡等方式维持松散控制，而非直接行政管辖。例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绿松石等外来物品，可能来自东南沿海与西北高原，暗示夏王朝通过贸易或政治联盟与周边部族建立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边缘地区的遗址（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呈现出“二里头文化因素+本地文化因素”的混合特征，可能是夏王朝为控制盐池（解池）等战略资源而设立的军事据点或资源管理区。这种因资源控制而形成的特殊区域，进一步体现了夏代行政划分的实用性逻辑。

三、夏代行政区域划分的特征与内在逻辑

（一）自然地理与人文传统的双重基底

夏代行政区域的划分，首先依托于自然地理单元。《禹贡》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开篇，强调以山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