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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法制与市场规范

清晨的长安西市，晨鼓未响，早有小商小贩挑着担子在市墙下候着；汴河两岸的汴京大相国寺，日中击鼓三百声，百戏杂陈、百货骈阗；苏州阊门的早市上，牙人摇着串铃穿梭，算盘珠子响得比麻雀叫还欢——这些被《清明上河图》定格的烟火气，被《东京梦华录》描摹的市井声，若少了背后那套看不见的经济法制与市场规范，不过是散沙聚成的热闹，风一吹便要散了。

一、市场设立：从”前朝后市”到”坊市交融”的制度基石

先秦：“匠人营国”中的市制雏形

《周礼·考工记》里”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记载，不仅画出了王城的蓝图，更框定了市场的位置。“后市”二字，将交易场所置于宫城之后，既体现”重农抑商”的初始倾向，又暗含”以市养国”的现实考量。此时的市由”司市”总领，下有”胥师”管物价、“贾师”定等级、“质人”掌契约、“廛人”收税赋，连市场开闭都有严格规矩：朝市以商贾为主，日中为大市，夕市为小贩，各时段交易人群泾渭分明。《周礼·地官》里”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的记载最是生动——市场管理员拿着鞭子和量器守在门口，既防有人乱闯，也查货物斤两，活脱脱最早的”市场监管员”。

汉唐：“坊市制”下的规范升级

汉代长安设九市，每个市”周环列肆，商贾居之”，市墙高筑、市门定时启闭。《三辅黄图》记载”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那五层的市楼不仅是望楼，更是管理中枢：楼上悬鼓击钲，晨鼓三百声开市，暮钲三百声闭市；楼下设”市署”，官员拿着”市籍”簿子核对商户身份——这”市籍”可不是简单的营业执照，有了它才算合法商户，没它的”游商”要被赶去”草市”，税赋也更重。到了唐代，坊市制臻于完备，《唐六典》规定”两京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市令下设”市丞”管文书、“录事”记台账，连市场内的摊位尺寸都有定规：“诸行铺皆不得起造偏檐，妨碍余行”，小商小贩的棚子不能超出规定范围，怕的是占道经营影响交通。

宋元：“破墙开店”后的管理转型

北宋汴京的”东华门街、酸枣门马行街”不再有高高的市墙，《东京梦华录》里”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的记载，说明”坊市制”已被”街市制”取代。面对”侵街”成风的新态势，宋廷没有简单禁止，而是出台《禁侵街诏》，允许”以官地偿之”，商户交了”侵街钱”就能合法扩展门面；又设”街道司”，专门”修治街道，疏导积水”，既保证交通，又规范经营。这种”疏堵结合”的管理智慧，恰似《宋会要辑稿》里说的”民以食为天，市以活为要，法以通为用”。

二、交易规范：从”口头约定”到”立券为凭”的公平追求

契约：从”结绳刻木”到”官私并立”

商周时期，交易多靠”质剂”——《周礼·质人》说”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是长券，用于牛马、奴隶等大买卖；“剂”是短券，用于兵器、珍异等小交易。这些竹木质的契券，由”质人”用刀笔刻写，双方各执一半，合券为证。到了汉代，契约开始用简牍书写，居延汉简里就有”甲渠侯官市买券”，内容详细到”牛一头，直钱二千五百，卖券成立，钱毕已，旁人淳于次孺、王充知券”——连见证人都写得明明白白。唐代更绝，《唐律疏议》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不仅要求立券，还得去市署盖官印，这”市券”就像现在的”正规合同”，出了纠纷官府认账。敦煌文书里的《未年卖牛契》最有意思：“未年润三月廿日，洪润乡百姓令狐宠宠，为无粮用，今将父户下生年黄父（牸）牛壹头，断作时价生绢壹匹。其牛及绢，当日交相分付。如后牛有宿疾，不食水草，一任却还本主。恐后无凭，故立此契，用为后验。”短短百字，把交易原因、标的、价格、质量保证写得清清楚楚，比现在有些”霸王条款”实在多了。

物价：从”三贾均市”到”时估制度”

《周礼·贾师》里”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的记载，说的是对虚假宣传的十二项禁令。到了汉代，“平准令”负责”抑天下物”，遇到粮价暴涨，就开官仓放粮平抑；遇到布帛跌价，就由官府收购。唐代更系统，《唐六典》规定”每月旬别三等估”——每个月分上中下旬，对市场上的商品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定价，这”时估”由市令、商人代表共同议定，写进”市司案牍”，作为交易参考。《旧唐书》里记载贞元年间，长安米价飞涨，京兆尹韦武按”时估”开仓，“米斗直钱五十，民争籴之，价遂平”，可见制度管用。宋代”书市易务”的出现更有意思，官府设专门机构，每天派”行人”（行业代表）到市场采价，记录”诸行铺物货低昂”，编成”市易物价表”，既供官府采购参考，也让百姓心里有底。

质量：从”禁伪滥”到”行会联保”

《礼记·王制》里”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的规定，早就在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