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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法律对策

引言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也让网络暴力成为数字时代的“社会顽疾”。从普通人因偶然事件被“人肉搜索”到公众人物因观点分歧遭遇“网络围攻”，网络暴力以语言侮辱、隐私泄露、群体诋毁等形式，不仅侵害受害者的人格权、隐私权，更破坏网络空间的公序良俗，甚至诱发极端事件。面对这一问题，单纯依靠道德约束或平台管理已显乏力，构建系统化、针对性的法律对策，既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将围绕网络暴力的特征、法律治理现状、现存困境及完善对策展开探讨，以期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法律层面的解决方案。

一、网络暴力的特征与法律治理现状

（一）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与特征

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对特定对象实施的，以侮辱、诽谤、泄露隐私、恶意骚扰等为主要手段，造成其精神损害或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一是侮辱性言论攻击，如使用粗俗语言、人身攻击词汇对受害者进行谩骂；二是诽谤性信息传播，编造虚假事实并广泛扩散，误导公众对受害者的认知；三是隐私泄露与“人肉搜索”，非法获取并公开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甚至挖掘其亲属信息进行连带攻击；四是群体式围攻，通过组织账号、控评刷帖等方式形成“舆论暴力”，对受害者进行持续性施压。

相较于传统暴力，网络暴力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传播的快速性与广泛性。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传播渠道，一条恶意信息可在数小时内覆盖百万用户，形成“滚雪球”效应；其二，主体的隐匿性。施暴者多以匿名账号实施行为，身份难以追踪，降低了其行为成本；其三，伤害的持续性。网络信息的“数字痕迹”难以彻底清除，受害者可能长期承受舆论压力，甚至影响其就业、社交等正常生活。

（二）我国现有网络暴力法律体系概览

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根本，民法典、刑法、网络安全法等为核心的多层次法律体系，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了基础依据：

宪法层面。宪法第38条明确“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为网络暴力受害者的人格权保护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

民事法律层面。民法典构建了系统的人格权保护体系：第1032条、1033条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第1024条、1025条界定了名誉权的保护范围，明确侮辱、诽谤等行为构成侵权；第1194-1197条针对网络侵权行为，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否则需承担连带责任。

刑事法律层面。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第253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若网络暴力行为引发受害者自杀、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还可能涉及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

行政法律层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对“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行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

专门性法规与司法解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进一步细化了网络平台的内容管理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网络侵权的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等作出具体解释。

这些法律规范从不同维度构建了网络暴力的防治框架，但面对网络暴力的复杂性、隐蔽性，现有法律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二、当前网络暴力法律治理的困境

（一）法律界定模糊：行为类型与责任边界不清晰

网络暴力的法律界定存在“模糊地带”，导致部分行为难以被准确规制。

一方面，网络暴力与言论自由的界限不清。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过度的批评、调侃可能演变为侮辱或诽谤。例如，对公众人物的评论中，哪些属于合理监督，哪些构成恶意中伤，法律未给出明确标准，司法实践中常因“主观恶意”“社会危害性”等要件的认定分歧导致同案不同判。

另一方面，行为类型的覆盖范围不足。现有法律对“群体围攻”“控评刷帖”等新型网络暴力形式缺乏明确界定。例如，通过组织多个账号对受害者进行“轮番辱骂”，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利用算法推荐放大恶意信息，平台是否需承担“帮助侵权”责任？这些问题在法律中尚未得到系统回应。

（二）取证与举证难题：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固定障碍

网络暴力维权的“第一步难”，往往体现在证据的收集与固定上。

电子证据具有“易灭失性”。施暴者可随时删除言论、注销账号，平台若未及时保存记录，受害者可能面临“无证据可举”的困境。即使受害者通过截图、录屏保存了部分信息，也可能因无法证明账号归属（如匿名账号）、信息完整性（如是否存在剪辑）等问题，被法院认定为“证据效力不足”。

此外，举证责任分配对受害者不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害者需自行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损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