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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不签合同

直播行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无数因“不签合同”或签订不规范合同引发的纠纷。年轻主播怀揣着“月入过万”的梦想踏入行业，却在缺乏法律保障的合作关系中陷入困境。从头部主播到素人新人，从MCN机构到个体工作室，合同缺失或条款模糊导致的权益受损案例屡见不鲜，暴露出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对法律规范的漠视。

一、口头协议的陷阱：从“保底月薪”到维权无门

“不需要签合同，每月直播22天就能拿保底6000元”——这样的招聘话术在直播行业随处可见，却往往是剥削的开始。22岁的主播橘子在东北某团播公司工作时，对方以“灵活合作”为由拒绝签订书面协议，仅通过微信承诺“月播260小时保底6000元”。然而实际履行中，公司却以“音浪未达标”“服装道具折旧”为由扣除费用，三个月后她实际到手工资不足3000元。当她提出异议时，公司负责人却翻脸不认账：“没签合同，凭什么说我们欠你钱？”

类似案例在行业中绝非个例。许多主播因轻信“熟人介绍”或“口头承诺”，在未明确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开始直播，最终陷入维权困境。某MCN机构甚至利用主播法律意识薄弱的特点，故意以“流程繁琐”“后续补签”为由拖延签约，待主播积累一定粉丝后突然翻脸，要求其支付高额“培养费”，否则禁止在其他平台直播。由于缺乏书面证据，主播即便诉诸法律，也常因“无法证明合作关系”而败诉。

二、模糊条款的博弈：合同之名与剥削之实

部分机构虽与主播签订合同，却通过模糊条款埋下陷阱。例如某公会提供的《合作协议》中，仅约定“主播需配合公司内容安排”，却未明确“内容范围”，实际执行中却要求主播穿着暴露服装、进行低俗PK。当主播拒绝时，公司则以“违约”威胁索赔。更隐蔽的操作是在收益分配中动手脚：合同中写“直播收益五五分成”，却故意隐瞒平台抽成比例，导致主播实际分成仅为总收入的25%。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处理的一起案件显示，某MCN机构与主播约定“按直播收益的25%支付服务费”，但未说明“收益”是扣除平台费用前的总收入还是净收入。法院最终认定，服务费计算基数应为净收益，导致机构损失70万元预期收入。这一判决揭示了合同条款模糊的风险，但多数主播因缺乏法律知识，往往在签约时未能察觉此类漏洞，直至纠纷发生才追悔莫及。

三、劳动关系与合同关系的灰色地带

主播与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是直播行业纠纷的核心争议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主播陈某某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公司负责运营其直播事业，但未明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院最终认定，由于公司未对其工作时间、地点进行限定，双方属于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陈某某需支付违约金26683元。

这一判决反映出行业普遍存在的“法律盲区”：机构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规避劳动关系，主播因此无法享受社保、工伤等基本保障。例如主播张萌在直播中意外摔伤，公司却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她不得不自行承担数万元医疗费。更讽刺的是，部分机构一方面要求主播遵守“每日直播6小时”“服从公司管理”等类似员工的纪律要求，另一方面却否认劳动关系，形成权利义务的不对等。

四、违约金的“绑架”：从天价索赔到生存困境

“不签合同怕被骗，签了合同怕违约”——这是许多主播的两难处境。一些MCN机构利用合同设置“天价违约金”，例如约定“单方面解约需赔偿50万元”，却不明确违约认定标准。主播李娜与某机构签约时，被诱导签订期限长达16年的合同，后因无法忍受“毕业典礼期间不得停播”的苛刻要求而解约，结果被索赔290万元。尽管仲裁最终将违约金降至3万元，但她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已超过16万元，相当于两年直播收入总和。

更恶劣的是部分机构将“索赔”作为盈利手段。广州某公会在一年内以“违约”为由仲裁18名主播，索赔金额从10万元至90万元不等。这些案件中，机构往往利用主播缺乏证据、经济拮据的弱点，迫使对方接受和解，从中赚取违约金差价。正如央视新闻曝光的，某些MCN机构的核心营收并非来自直播分成，而是通过“低价签约、严苛执行、高价索赔”的模式获利。

五、监管升级与行业自救

面对愈演愈烈的合同纠纷，监管部门正逐步收紧规范。2025年中央网信办“清朗”专项行动将“打击直播行业合同陷阱”列为重点任务，要求平台对签约主播进行合同备案，并建立“违约金上限指导标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以合作名义掩盖劳动关系”的合同无效，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司法参考。

行业内部也开始探索自救路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正在制定《团播行业自律公约》，拟建立“主播职业技能认证体系”，要求机构签约时必须明确收益分配、违约认定等核心条款。部分平台则推出“智能合同模板”，通过标准化条款减少歧义，例如明确“分成基数=总收入-平台抽成-税费”，并自动生成示例说明。这些举措虽无法彻底根除乱象，却为行业规范化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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