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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经世致用传统——千年史鉴中的治世哲学

一、中国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本质特质

（一）从“心性之学”到“治世之学”：中国哲学的价值转向

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脉络，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起，就奠定了以“治”为核心的思想基调。与西方哲学侧重于对世界本质、存在意义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辨不同，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现实社会，致力于解决社会秩序、人伦关系等实际问题。例如孔子提出“克己复礼”，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来恢复社会的礼治秩序，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儒家经世致用的理论源头。而海外新儒家虽强调心性论，注重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但在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中，经世致用才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经世致用思想主张学问必须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能够对社会治理产生实际效用。它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并非简单地将知识与行动结合，而是强调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积极投身于社会事务，实现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例如，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个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逐步扩展到家庭、国家和天下的实践过程，体现了道德修养与社会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这种“治世之学”突破了单一道德哲学的范畴，将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实践领域。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通过统治者的道德示范来引领社会风气；在经济上，强调“富民”思想，关注百姓的物质生活；在军事上，也有“慎战”“义战”等理念，体现了对战争正义性和社会影响的考量。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践品格，使其成为指导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经世致用的三重维度：认知、实践与批判

经世致用思想蕴含着认知、实践与批判三个重要维度，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丰富内涵。

认知维度是经世致用的基础，它以“实事求是”为根基，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把握。只有深入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为后续的实践和批判提供准确的依据。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秉持“取象成书，量入为出，史为治之大要”的治史原则。他广泛搜集各种历史资料，对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力求真实地呈现历史的全貌。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记载，司马光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了解过去社会现实的窗口，使人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知，是经世致用思想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实践维度是经世致用的核心目标，以“经世济民”为导向，注重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治理行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体系，清晰地展现了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链条。个人通过修身，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和知识能力，进而将这种修养扩展到家庭，实现家庭的和睦有序；在此基础上，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品德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最终追求天下的太平与和谐，使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在历史上，许多儒家学者都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为官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致力于改善民生、整顿吏治，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经世济民的精神。这种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想对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

批判维度是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以“以史为鉴”为方法，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揭示现实问题。《资治通鉴》对历代兴衰进行了深入的辩证分析，司马光在书中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还对事件背后的原因、人物的行为动机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例如，通过对秦朝暴政导致灭亡的分析，警示后世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可过度压榨百姓；对唐朝贞观之治的描述，则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治理范例。这种以史为鉴的批判精神，使人们能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发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经世致用思想的认知、实践与批判三个维度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

二、《资治通鉴》：经世致用传统的史学典范与哲学载体

（一）通史书写中的治世逻辑：以“史”载“道”的哲学自觉

《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的典范之作，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的价值远超单纯的史实记录，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宗旨，将历史书写提升到了哲学思考的高度。司马光在编纂这部巨著时，耗时十九年，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心筛选、整理，以编年的形式系统地展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跨度中，涵盖了十六个王朝的兴衰更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司马光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构建起了一个“道德伦理—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