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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站在开封城的朱雀门前，望着街上车水马龙的景象，很难想象百年前这里还被高约两丈的坊墙分割得方方正正。从《长安志》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整齐坊市，到《东京梦华录》中”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开放街市，宋代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经历了中国古代城市史上最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组，更是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与社会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沿着宋代城市的街巷肌理，探寻商业空间如何突破传统、重构秩序，并在流动中形成独特的空间逻辑。

一、从封闭到开放：传统空间格局的突破

1.1唐代坊市制的余韵与松动

若要理解宋代商业空间的变革，必须先回望唐代坊市制的基本框架。在长安、洛阳这样的帝国都城，城市被划分为108坊（长安）或103坊（洛阳），每坊四周筑有夯土围墙，设坊门早晚定时启闭。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东西两市，市内按行业分区，《唐六典》规定”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这种”坊墙锁市”的制度，本质上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射——通过物理隔离将商业活动压缩在有限时空内，避免其冲击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基础。

但中唐以降，随着均田制瓦解和商品经济萌芽，坊市制的裂缝逐渐显现。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率先出现”侵街”现象，商人在坊墙之外搭建商铺；长安西市周边的延寿坊、崇仁坊也开始出现”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这种松动并非偶然：大运河的贯通让物资流动加速，柜坊、飞钱等金融工具降低了交易成本，茶、盐、瓷器等大宗商品的流通规模远超以往。当商业的活力突破制度的桎梏，空间重构便成为必然。

1.2宋代厢坊制的诞生与坊墙倒塌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并未立即废除坊市制，而是采取了更务实的”厢坊制”。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开夜市合法化之先河；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诏开封府，禁约京城民不得辄于街衢穿穴为窍，以泄雨水”，看似是排水管理，实则默认了临街建筑的合法性。到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坊”逐渐演变为仅具统计意义的户籍单位，坊墙被彻底拆除，“侵街”建筑通过缴纳”侵街钱”获得官方认可。

这一过程在《东京梦华录》中留下了生动注脚：“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曾经的坊墙所在，如今已变成”铺席连门”的商业街市。当东京的市民清晨推开临街的门板，当临安的茶肆在瓦子旁支起遮阳棚，中国城市的商业空间正式从”墙内之市”转向”街面之市”。

二、从零散到集聚：新型商业空间的形成

2.1街市：商业空间的主干道延伸

宋代城市最显著的空间特征，是商业活动沿主要街道呈线性延伸，形成”街市”。汴京的御街从宣德门向南延伸至南薰门，全长约4里，“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杈子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看似严格的御道管理，实则在杈子外留出了商业空间——《东京梦华录》记载御街”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曹家从食”，几乎每隔十步就有不同的食摊。

临安的御街（今中山路）更将这种街市模式推向极致。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全长13里的街道两侧，“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据《梦粱录》记载，这里有”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铺”“中瓦前徐茂之家扇子铺”“融和坊北张卖食面店”等知名店铺，甚至出现了”铺席骈盛，灯火照天”的”灯市”。这种沿主干道密集分布的街市，既是商品流通的动脉，也是城市生活的经脉——市民清晨在此买早点，午后在此购日用品，晚间在此赏灯游乐，街道真正成为了”城市的客厅”。

2.2行业街区：同业集聚的空间表达

随着商业专业化程度提升，宋代城市逐渐形成”行”“市”“巷”等行业集中的街区。汴京的”马行街”因”卖马市”得名，后发展为医药集中地，《东京梦华录》载”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系旧封丘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潘楼街”则以珠宝交易闻名，“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临安的行业街区更具规模，“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请盐钞引故也”（《梦粱录·铺席》）。“炭桥药市”集中了200余家药铺，“候潮门外南土门菜行”是蔬菜批发中心，“北关水门内有水路，自江淮、两浙运米至杭州，俱泊此卸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