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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从历史建构到现实澄明

一、历史渊源与理论前提：主体性思想的哲学谱系追溯

（一）传统哲学主体性的演进轨迹

主体性思想在哲学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其发展轨迹贯穿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演进历程。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为主体性思想的萌芽提供了最初的土壤。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将人置于万物评判的核心位置，确立了人的尺度地位，打破了以往以神或自然为绝对标准的观念，强调了人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在判断事物存在与否及性质中的关键作用。然而，这种观点过度依赖人的感觉，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使得真理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则将哲学的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拉回到人自身，他认为对人自身的认识是理解世界的基础，通过对自我的反思和审视，人们能够获得关于美德和真理的知识。这一思想开启了对人内在精神世界探索的先河，将哲学从对自然的单纯研究转向对人的本质、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为主体性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深化了对主体的认识，他赋予主体目的性特征，认为主体的行为和活动都有其内在的目的和追求，这种目的论的观点为理解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使得主体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感知世界，而是主动地追求自身的目标和价值。

然而，进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主体性在神的光辉下逐渐迷失。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上帝赋予的，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应当服从于上帝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被压抑，个体的存在价值被贬低，主体性被完全消解在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之中，人的理性和智慧被用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教义的合理性，而不是用于探索自身的本质和世界的真相。

直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实现了哲学的主体性转向。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对一切现存的知识和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最终发现唯有“我思”是不可怀疑的，即当我在思考时，我必然存在。这一命题确立了思维主体的绝对确定性，将“我思”作为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基础，强调了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在认识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为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主体不再是依附于神或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自主个体。

康德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思想，以其先验哲学深化了对主体认知能力的研究。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并非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主体运用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和加工的过程。他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观点，强调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主体通过自身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赋予了自然界以秩序和规律。康德的思想进一步提升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使得主体不再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知识的构建和形成过程中。

黑格尔则站在更高的哲学高度，在绝对精神的运动中构建了主体自我实现的辩证逻辑。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和基础，它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主体作为绝对精神的体现，在不断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与绝对精神的同一性，从而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为理解主体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一种动态的、全面的视角，揭示了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超越和不断进步的过程。

（二）马克思对传统主体性的批判超越

马克思在继承传统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超越。他敏锐地指出，传统哲学要么陷入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如黑格尔将主体等同于精神的自我运动，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的实践活动，使得主体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失去了现实的根基；要么陷入机械唯物论，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如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但他对人的理解过于抽象，仅仅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存在，而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活动对自身和世界的改造作用。

马克思认为，旧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脱离实践谈论主体，未能把握主体的现实性与社会性。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意义，因而无法正确地揭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主体通过实践活动，不仅改造了外部世界，同时也不断地塑造和发展了自身。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主体的本质、能力和价值，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上。黑格尔虽然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和自我发展，但他将这种能动性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不是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种抽象的、神秘的存在，它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无法真正解释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在黑格尔那里，主体的自我实现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