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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没得合同

在商业活动中，商铺租赁是连接房东与经营者的重要纽带，而书面合同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基石。然而现实中，“商铺没得合同”的情况屡见不鲜——或因双方轻信口头承诺，或因市场惯例简化流程，或因一方故意规避法律约束。这种看似高效的合作模式，实则如同在流沙上搭建楼阁，随时可能因利益失衡而崩塌。从郑州市惠济区法院调解的王某退租纠纷，到西安市长安区综治中心化解的张某拖欠租金僵局，近年来商铺租赁纠纷案件数量以年均21%的速度增长，其中近四成源于合同缺失或条款模糊。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经营者因“没得合同”而陷入的维权困境，也是商业租赁市场亟待规范的警示信号。

法律风险：从“口头约定”到“权利裸奔”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零七条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未采用书面形式且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这意味着“没得合同”的商铺租赁本质上处于“随时可解除”的不稳定状态。在吉水县人民法院处理的刘某转租纠纷中，承租方因未签订书面合同，擅自将商铺转租给第三方，最终被房东诉至法院要求清空店面并支付超期租金。法院审理发现，由于缺乏合同对转租权的明确约定，承租方的行为被直接认定为违约，不仅需承担赔偿责任，还丧失了优先续租权。

合同缺失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于此。在租金支付方面，口头约定的“季度付”可能被房东单方面改为“月付”，而承租方因无法提供书面证据只能被迫接受；在房屋修缮责任上，商铺漏水导致货物受损时，若无合同明确维修义务归属，双方往往陷入“房东称租户使用不当，租户怪房屋质量问题”的推诿僵局。更严重的是，当商铺面临拆迁或产权纠纷时，没有合同的承租方可能被直接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的统计显示，在涉及拆迁补偿的商铺纠纷中，无书面合同的承租方平均仅能获得有合同方30%的补偿金额，部分案例甚至因无法证明租赁关系而颗粒无收。

实际案例：当“人情信任”遭遇“利益博弈”

西安市长安区的王某与张某的纠纷堪称“没得合同”的典型悲剧。2022年，张某通过朋友介绍租用王某的商铺经营餐饮，双方仅口头约定月租金5200元，租期三年。起初合作顺利，但2024年起张某以“疫情影响生意”为由开始拖欠租金，甚至擅自将半年一付改为季度支付。王某因顾及朋友情面未及时维权，直至2025年4月矛盾激化——王某情绪崩溃锁门，张某则以“货物损失”为由拒绝搬离。最终，综治中心调解员耗时48小时，援引《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二条“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的条款，才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张某支付拖欠租金3.12万元，王某同意延长租期至年底。这场纠纷不仅耗费双方大量时间精力，更让原本的朋友关系彻底破裂。

类似的案例在商业综合体集中区域尤为突出。无锡市梁溪区法院2023年至2025年受理的1850起商铺租赁纠纷中，62%涉及“二房东”转租问题。某服装经营者李某从“二房东”赵某手中租下商铺时，因赵某声称“商场统一管理，无需单独签合同”，仅保留了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半年后商场整体调整，李某被要求立即撤场，此时才发现赵某与商场的合同早已到期。由于无法证明合法租赁关系，李某投入的15万元装修款和库存货物损失全部自行承担，而赵某早已失联。

数据统计：纠纷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商铺租赁市场呈现“高增长、高风险”的双高特征。无锡中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法院受理商铺租赁合同纠纷2424件，2024年增至2642件，2025年仅1-8月已达2091件，同比增幅均超过8%。从纠纷类型看，租金支付争议占比43%，转租纠纷占27%，装修补偿争议占15%，其他争议占15%。值得注意的是，合同缺失的案件调解成功率仅为28%，远低于有合同案件的61%，且平均审理周期长达97天，是后者的1.8倍。

地域分布上，商业活跃区域成为纠纷“重灾区”。梁溪区和滨湖区作为无锡市商业核心区，近三年商铺租赁纠纷案件占全市总量的43.66%，其中无书面合同的案件占比高达58%。这些数据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越是商业繁荣的地方，“没得合同”的风险暴露越频繁。某连锁餐饮品牌法务总监透露，其公司2024年在全国范围内处理的37起商铺纠纷中，29起源于合同缺失，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0万元，相当于同期12家门店的净利润总和。

应对措施：从“事后维权”到“事前设防”

面对“商铺没得合同”的困境，经营者和房东需建立“证据意识”与“法律思维”双重防线。对于承租方而言，首要任务是“补签合同”——即使租赁关系已建立，也应尽快与对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租期、租金支付方式、维修责任、转租条件等核心条款。在补签过程中，需特别注明“本合同追溯至实际租赁起始日”，并附上租金转账记录、水电费缴费凭证等辅助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若补签合同受阻，则需通过“行为固化”保留证据。郑州市惠济区法院在处理王某退租案时，认定其微信聊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