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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科技合作中的数据治理机制比较

引言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合作已成为中日两国深化经贸关系、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从人工智能研发到生物医药数据共享，从智能制造协同到跨境电商数据流通，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持续拓展。而数据作为科技合作的核心生产要素，其治理机制的兼容性直接影响合作效率与安全。中日两国因法律传统、产业结构、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数据治理理念、规则设计、实践路径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系。本文通过系统比较两国数据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分析其差异与互补性，为优化中日科技合作的数据流通环境提供参考。

一、数据治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数据治理的法律体系是规范数据活动的基石，直接决定了科技合作中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的边界。中日两国虽同属大陆法系，但在立法逻辑与规则设计上呈现显著差异。

（一）立法演进路径：从分散到系统的不同轨迹

中国的数据治理立法起步于互联网普及后的隐私保护需求，早期以《网络安全法》为基础框架，逐步扩展至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立法进程明显加速：某年出台的《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两法”）标志着数据治理进入“三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协同”的系统化阶段，形成了“基础法+专项条例+行业规范”的多层级体系。例如，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出境，“两法”明确了安全评估、认证等具体要求；针对个人信息处理，确立了“最小必要”“知情同意”等核心原则。

日本的数据治理立法则更强调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其早期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历经多次修订以适应欧盟GDPR、APEC隐私框架等国际标准。某年修订后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引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严格责任，明确了跨境传输的“适当性评估”要求；同时，日本通过加入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CBPR），为企业提供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数据跨境流动路径。这种立法思路使其在与欧美国家科技合作中更具规则适配性，但也因过度参照国际标准，在部分本土场景中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二）核心规则差异：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侧重

中国数据治理法律体系的核心逻辑是“安全与发展并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流通。例如，《数据安全法》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针对不同类别设置差异化保护措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允许在“公共利益需要”“用户明确同意”等条件下进行数据共享，为科技合作中的联合研发、临床试验等场景预留了操作空间。这种“分类分级”的治理模式，既避免了“一刀切”的严格限制，又通过动态调整保护级别适应技术发展需求。

日本的数据治理规则更侧重“隐私保护优先”，将个人信息视为“人格权”的延伸，强调对个体权益的绝对保护。例如，其《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需获得用户“具体且明确的同意”，且用户有权随时撤回同意；对于敏感个人信息（如医疗、金融数据），处理前需进行“必要性论证”并采取额外保护措施。这种严格的隐私保护理念虽能有效防范数据滥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科技合作中数据共享的合规成本。例如，在中日联合开展的医疗AI研发中，日方往往要求对患者个人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加密”双重处理，而中方则更倾向于通过匿名化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识，双方在技术实现路径上的分歧常导致合作进度延迟。

（三）监管机制：集中统筹与多元协同的分野

中国的数据治理监管呈现“集中统筹+行业协同”的特点。国家网信部门作为总体协调机构，负责制定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规则；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卫生健康等行业主管部门则根据领域特性出台实施细则。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国家药监局与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指导原则》，明确了临床试验数据的存储、传输与共享要求；在智能制造领域，工信部出台《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企业数据治理提供操作指引。这种“统一框架+行业细化”的监管模式，既保证了规则的一致性，又兼顾了不同科技领域的特殊性。

日本的数据治理监管更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形成了政府、企业、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政府层面，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PPC）是核心监管机构，负责法律解释、合规检查与纠纷裁决；企业层面，大型科技企业普遍设立“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建立内部合规体系；第三方机构则通过认证、评估等方式参与治理，例如日本信息处理推进机构（IPA）提供的数据安全认证，已成为科技合作中企业数据治理能力的重要标识。这种多元协同模式虽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但也存在监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例如，不同行业协会制定的隐私保护指引可能存在冲突，导致中日合作企业在合规时面临“双重标准”的困扰。

二、科技合作场景下的数据治理实践比较

法律框架的差异最终体现在具体合作场景的实践中。本文选取人工智能（AI）研发、生物医药数据共享、跨境电商数据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