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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

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性别与翻译的结

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这里的性别“”,指

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

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生理性别与生俱

来,社会性别则由社会、文化因素后天塑造而成。

性别“”在语言中可以理解为自然的性别差异(Sexdifference)

和社会的性别差异(Genderdifference),语言的性别差异很早就为

语言学家所注意。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语言学家们开始对

语言和性别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借用社会学常用的统计调查

方法,调查分析人的性别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分析表明,性别因素

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女性无论从语音、词

汇还是语法方面,都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更注意语言的文雅、含

蓄和委婉。同时,夸张修饰语的应用和语调的变换,也显示出女性

语言中含有较多的情感因素。

传统的翻译观建立在原作/复制、作者/译者等二元对立基础

上,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拆解了二元对立,认为原作与译作、作者

与译者等概念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翻译和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

都是有意义的流动性的创造。因此,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翻译

是生产(production)而非再生产,是为体现女性而在女性文本中的

重写,是和女性主义写作一样的背叛、交换、诠释、发明、转换和

创造。

有性别意识的批评者通过研究大量译文,发现了女性主义作

品在翻译中的变形。例如,通过研究波伏娃《第二性》的英译本,女

性主义批评者发现《第二性》的译者按自己的兴趣对原文进行了

剪裁,使波伏娃在译文中被扭曲。毋容置疑,译者性别的确会是影

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译者更偏向于选择女作者的作品进

行翻译,在翻译她们的作品时也能更加投入。从现有的研究成果

看,性别视角对国内翻译研究影响最大,翻译批评其次,翻译实践再

次。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评介

和梳理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广泛。中国某些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

者在翻译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性别意识。三十多年来,女权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推陈出新,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总是千方百

计在文学作品中寻觅反传统的、有利于提高妇女地位的、打破男

子一统天下局面的任何符号与诠释。

诚然,女性生理和女性经验决定了女性译者特有的与男性不

同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以及写作风格,也就是说,女性作品具有

明显的女性意识。在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尤其是在翻译当代

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时,如果译者的性别不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

况呢?众所周知,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人翻译,译文自然是千人千

面。而同一部女性作家的作品,由同一时代的男性译者和女性译

者翻译成同一目的语,译文也必然会出现性别差异。这是因为男

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具有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不同的经历和经

验。女性译者被认为在翻译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时,比男性译者

更注重开发和占有能够准确地表达女性自身感受的词语,以此准

确地描述自己的胴体。女性译者对具体词语的开发可能更为系统

化,尤其是当这些词语涉及到女性生理的时候。由于女性译者对

女性胴体及女性生理知识的理解与表达,比男性译者更为直接和

准确。这一点无可非议。男性译者之所以被认为较女性译者逊色,

是因为他们无法感受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心理体验,因而未能诠释

出文本之外的涵义。

如此看来,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翻译标准,就是以女权主义的

方式改写原文。凡是符合女权主义要求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译

者更重要的任务是依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诠释出原文之外不同

的引申意义,忠实也就不再是翻译的绝对标准和终极目的。以加

拿大芭芭拉・格达德(BabaraGodard)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似乎

倾向于让女性译者翻译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但她却忽略了这样

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的女性译者都是女权主义者。女性翻译家在

翻译时,往往通过改变语言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