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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履行争议的行政调解制度研究

引言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的核心载体，其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直接关系劳动者权益保障与企业生产秩序稳定。据统计，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其中因工资支付、工时管理、社保缴纳等劳动合同履行问题引发的争议占比超60%。在此背景下，行政调解作为连接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的“柔性杠杆”，凭借其专业性、效率性和贴近基层的特点，逐渐成为化解劳动合同履行争议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行政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析实践运行现状与困境，探索完善路径，旨在为构建更高效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提供参考。

一、劳动合同履行争议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行政调解的制度定位与法律依据

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的组织，基于其行政管理职能，对特定民事争议进行居中协调，促成双方达成协议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劳动合同履行争议领域，行政调解的特殊性在于其主体的行政属性——通常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劳动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承担，这使其既区别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民间性，又不同于仲裁机构的准司法性。

从法律依据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条明确规定“在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进一步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列为法定调解主体，其中“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主要指向劳动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调解机构。此外，《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的规定，为劳动行政部门介入劳动合同履行争议调解提供了兜底性依据。

（二）行政调解在劳动合同履行争议中的独特价值

相较于仲裁、诉讼等刚性解纷方式，行政调解在劳动合同履行争议处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是效率优势：调解程序通常不设严格的时限要求，从当事人申请到达成协议平均周期约15-30日，远短于仲裁的45日审限和诉讼的3-6个月审限。其次是成本优势：行政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劳动者无需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支出，企业也可避免因诉讼导致的商誉损失和时间成本。再次是修复功能：调解过程强调双方协商合意，而非简单的“胜负判定”，有助于修复劳动关系裂痕，维持企业用工稳定。例如，某制造业企业因生产淡季拖欠30名员工2个月工资，经劳动行政部门调解，企业承诺3个月内分期支付并增加旺季福利，员工则撤回仲裁申请，双方劳动关系得以延续。

（三）与其他解纷机制的衔接关系

行政调解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劳动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与企业内部调解相比，行政调解具有外部性和权威性，能避免“企业自己调解自己”的公正性质疑；与人民调解相比，行政调解依托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能，可同步核查企业是否存在违法用工行为（如未缴纳社保、超时加班），调解与监管联动更紧密；与仲裁、诉讼相比，行政调解是“前置性”的柔性缓冲——当事人既可以直接申请调解，也可以在仲裁、诉讼过程中由办案机构委托行政调解，形成“调解优先、多元衔接”的解纷链条。

二、劳动合同履行争议行政调解的实践现状与困境

（一）当前实践的主要运行机制

目前，劳动合同履行争议行政调解的常规流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一，申请与受理。当事人可通过书面、口头或网络平台提出调解申请，劳动行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是否属于受理范围（如争议是否涉及劳动合同履行、双方是否自愿调解）。其二，调查核实。调解员通过查阅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考勤表等证据，走访知情人，必要时联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实地核查企业用工情况。其三，组织调解。采取“背对背”沟通与“面对面”协商结合的方式，针对争议焦点（如工资差额计算、加班费标准）提出合理解决方案。其四，协议达成。双方自愿签署调解协议书，明确履行期限和方式；若调解不成，告知当事人可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二）实践成效与典型经验

近年来，行政调解在化解劳动合同履行争议中成效显著。以某省为例，某年劳动行政部门共受理劳动合同履行争议调解案件2.3万件，成功调解1.9万件，调解成功率82.6%，其中90%以上的案件在30日内解决，有效缓解了仲裁和诉讼压力。部分地区还探索出特色模式：如长三角地区推行“流动调解庭”，调解员深入工业园区、物流基地等争议高发地现场调解；珠三角地区建立“互联网+调解”平台，当事人通过手机APP提交材料、在线视频协商，实现“零跑腿”调解；部分城市将调解结果与企业信用评价挂钩，对积极履行调解协议的企业在社保缴费、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提升企业参与调解的主动性。

（三）现存问题与制约因素

尽管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但行政调解制度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调解协议效力不足。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