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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教育

一、公共安全教育的背景与意义

（一）当前公共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呈现多样化、复合化特征。从风险类型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洪涝、高温等气象灾害年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千亿元；安全生产领域虽总体向好，但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行业仍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公共卫生领域，新冠疫情暴露出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的薄弱环节，新发突发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社会安全领域，电信网络诈骗、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等新型风险不断涌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传导。从风险传导机制看，信息化、全球化加速了风险扩散速度，局部风险易通过社交网络快速放大为系统性风险，跨区域、跨领域风险联动处置难度显著增加。从风险影响范围看，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高度聚集，大型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风险敞口扩大，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和严重社会影响，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二）公共安全教育的战略价值

公共安全教育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从国家治理维度看，提升全民安全素养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前置性举措，通过系统教育增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能够从源头上减少突发事件发生概率，降低灾害损失，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发展维度看，公共安全教育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当公众具备基本安全知识和技能时，能有效减少因恐慌、无知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提升社会整体韧性。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普遍将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如日本通过“防灾日”活动常态化推进安全教育，德国建立“双元制”安全培训模式，这些实践表明，强化公共安全教育是提升国家综合安全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三）社会公众对安全素养的现实需求

当前社会公众安全素养与风险防范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调研显示，我国公众对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基础安全知识的知晓率不足60%，仅23%的居民掌握基本急救技能；在风险认知层面，部分公众存在“重救灾、防灾轻”的侥幸心理，对潜在风险警惕性不足；在应急能力层面，面对突发事件时，近半数公众因缺乏实操经验而出现处置失当，如火灾中乘坐电梯、浓烟中直立奔跑等错误行为频发。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公众对“安全”的需求已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要求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更关注生活品质中的安全感，对安全教育的专业性、实用性、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然而，现有公共安全教育存在供给碎片化、内容同质化、形式单一化等问题，难以满足公众差异化、场景化的学习需求，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程的安全教育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四）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教育定位

公共安全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从法律定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公共安全教育的法定职责，要求将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公务员培训、职业教育等体系；从政策导向看，《关于加强公共安全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公共安全教育体系基本健全，全民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的目标，将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协同看，公共安全教育需应急管理、教育、宣传、卫健、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教育内容标准化、教育方式多样化、教育保障制度化，推动安全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安全素养支撑。

二、公共安全教育的核心目标与原则

（一）价值目标定位

公共安全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全民安全素养体系，其目标设定需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覆盖预防、应对、恢复全周期。首要目标是提升公众风险识别能力，使公民具备辨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安全事件的基本特征，如通过案例教学让公众掌握燃气泄漏的气味识别、暴雨前兆的云层观察等实用技能。其次是强化应急避险能力，重点训练不同场景下的自救互救技能，如地震时的“伏地、遮挡、手抓牢”动作要领、火灾中的低姿匍匐逃生技巧。第三是培育安全责任意识，通过责任教育使公众理解“安全无小事”的内涵，如社区消防通道堵塞的连带责任、瞒报疫情的法律后果等。最终目标是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安全文化生态，使安全行为内化为社会共识。

（二）基本原则构建

公共安全教育需遵循系统性、实践性、精准性三大核心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教育内容覆盖“知识-技能-态度”完整链条，避免碎片化教学。例如日本“防灾教育十年计划”将知识普及（台风形成原理）、技能训练（心肺复苏操作）、态度培养（互助精神）纳入统一课程体系。实践性原则强调“做中学”理念，美国消防局推行的“消防体验屋”让公众在模拟火场中实操灭火器使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演练占比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