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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视阈中的文学观——扬雄文论思想研究

一、引言：智性视阈下的扬雄文论思想重释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价值

扬雄，这位活跃于西汉末年的重要人物，身兼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等多重身份，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在汉代文学从前期的繁荣发展逐渐向新的方向转变的关键转型期，扬雄的文论思想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前代文学传统与后世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长久以来，传统研究视角多将扬雄的文论思想框定在“明道、征圣、宗经”这一儒家文论的固有框架之中。不可否认，儒家思想在扬雄的文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这种单一视角的解读，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扬雄思想中那些独特的、源自蜀地文化的智性特质以及多元思维方式。蜀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赋予了扬雄不同于中原正统儒家学者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底蕴。从蜀地多元混杂的文化氛围，到长安独尊儒术的中央文化环境，扬雄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穿梭、融合，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又独特的文论思想体系。

本文以“智性视阈”作为全新的切入点，旨在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重新审视扬雄文论思想。通过深入剖析其思想的形成逻辑，我们可以探究扬雄在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下，如何将蜀地文化的智性基因与儒家经学的理性传统相结合，从而塑造出独特的文学认知方式。进一步挖掘其文论思想的核心内涵，能够揭示出扬雄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创作等多方面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既包含了对传统儒家诗教工具性的传承，又蕴含着对文学独立性和审美价值的初步探索。而对其历史定位的准确把握，则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扬雄文论思想在推动中国古代文学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前驱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提供更为丰富和准确的阐释。

（二）智性视阈的理论界定

“智性视阈”是理解扬雄文论思想独特性的关键概念。它是指扬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自身所处的地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吸收与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认知范式。这种范式以理性反思、辩证认知、创新批判为显著特征，展现出扬雄在文学思考上的深度和广度。

蜀地文化作为扬雄思想的重要源头，具有变幻多姿、多元混杂的特点。蜀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如雄伟壮丽的山川、丰富多样的物产，孕育了蜀人灵动、开放的思维方式；而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与周边地区频繁的文化交流，又使得蜀地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态势，充满了智性的光芒。这种智性在扬雄的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他日后文学思考的重要基础。

当扬雄步入长安，融入独尊儒术的中央文化环境后，他开始自觉地向儒家文化靠拢。儒家经学的理性传统，强调对经典的尊崇、对道德伦理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些观念与扬雄自身的智性思维相互碰撞、融合。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扬雄形成了以理性反思为基础的文学认知方式。他不再盲目地接受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是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对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例如，他对汉大赋的评价，就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和内容上，而是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辩证认知也是智性视阈的重要特征之一。扬雄在看待文学问题时，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既看到文学的社会功用，也关注到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既肯定文学对经典和传统的继承，又鼓励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他提出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一观点，就是辩证认知的典型体现。他将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认为前者既具有华丽的形式，又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法度；而后者虽然形式华丽，但却过度追求辞藻的堆砌，缺乏内在的思想深度和道德准则。这种对赋的分类和评价，体现了扬雄对文学形式与内容、审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创新批判精神贯穿于扬雄的文论思想始终。在继承儒家诗教传统的同时，扬雄敢于对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提出质疑和批判。他对汉大赋后期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的创作倾向表示不满，提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观点，认为真正有志向的文人不应仅仅追求文学形式上的雕琢，而应更加注重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这种创新批判精神，不仅推动了扬雄自身文学思想的发展，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智性视阈的影响下，扬雄对汉赋创作、文学功能、文人角色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智性思考。在汉赋创作方面，他在继承司马相如等前辈赋家华丽文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赋的思想性和讽谏功能，力求使汉赋在展现大汉盛世辉煌的同时，也能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文学功能的认识上，他既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又认识到文学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和审美价值，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文人角色的定位上，扬雄认为文人不仅是文学创作者，更是社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应该肩负起传承文化、弘扬道德、批判社会现实的责任。

二、智性基因的生成：扬雄文论思想的形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