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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探析

引言：民法典为个人信息保护奠定制度根基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施行，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进入“民事基本法引领+专门法细化”的法治新阶段。《民法典》人格权编专章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首次将个人信息明确纳入人格权保护体系，确立了“权利法定、自愿同意、最小必要、责任法定”的核心原则，为后续《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与人格价值日益凸显，但过度收集、非法使用、泄露贩卖等侵权行为频发，严重威胁公民的人格尊严与财产安全。《民法典》通过界定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明确处理者的义务与责任、构建权利救济机制，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然而，《民法典》的规定仍以原则性条款为主，在司法实践中面临“法律适用碎片化、权利边界模糊、救济渠道不畅”等现实挑战。因此，探析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路径，既是落实人格权保护立法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数字时代侵权风险的现实需要。

民法典框架下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制度解析

个人信息的法律界定与权利属性

《民法典》第1034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这一界定采用“识别性”标准，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名誉权等传统人格权区分开来，同时明确了个人信息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双重属性。

从权利属性来看，《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人格权编，凸显了其人格权本质，即个人信息权益的核心是保护自然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防止因信息泄露或滥用导致的人格贬损。同时，《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需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允许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个人信息，认可其财产价值的正当性。这种“人格权为主、财产权为辅”的权利定位，既符合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又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预留了空间。

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与义务体系

《民法典》第1035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同意原则”，即处理个人信息必须取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且同意应当是明确、具体、自愿的；二是“最小必要原则”，处理个人信息的范围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三是“公开透明原则”，处理者应当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同时，《民法典》构建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体系：（1）告知义务，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向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告知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等事项；（2）安全保障义务，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3）合规处理义务，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4）侵权责任义务，处理者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个人信息权益的内容与救济机制

《民法典》赋予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多项权利，包括：（1）知情权，有权了解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2）决定权，有权同意或拒绝个人信息的处理；（3）查询复制权，有权向处理者查询、复制其个人信息；（4）更正补充权，发现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请求更正或补充；（5）删除权，在处理目的已实现、处理期限已届满等情形下，有权请求删除个人信息。

在救济机制方面，《民法典》第1037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有权依法请求损害赔偿。同时，《民法典》第1187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侵害个人信息导致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为个人信息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救济途径。

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困境

法律适用碎片化，规则衔接不畅

尽管《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但实践中存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司法解释”的多层级法律体系，不同法律之间的规则衔接存在漏洞。例如，《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处理需取得“同意”，而《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单独同意”“书面同意”等具体要求，但对于“同意的撤回”“默示同意的适用场景”等问题，两部法律的规定不够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不一。此外，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民法典》的立法精神存在冲突，如部分行业规范允许未经同意收集个人信息，加剧了法律适用的混乱。

权利边界模糊，侵权认定困难

《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名誉权等相关权利的边界界定不够清晰，导致实践中侵权认定困难。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