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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图景中人的主体性演进研究：从分界到共生的哲学重构

一、引言：技术演进与主体性研究的范式转向

（一）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在技术哲学的广阔视野中，人的主体性并非是一种先验存在的固定属性，而是在漫长的技术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塑造、被改变的历史产物。回顾过往研究，大部分学者往往将研究重点放在主体性的哲学思辨层面，热衷于从抽象的理论角度探讨主体性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问题。然而，他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在人的主体性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技术绝不仅仅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工具，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论载体”。

例如，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对于主体性的探讨常常脱离具体的技术背景，从纯粹的精神、意识层面去分析人的自主性、创造性等。但实际上，人类的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进而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了深远的塑造作用。以工业革命为例，机器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这无疑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重塑。

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试图深入探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如何具体塑造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如石器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信息时代，分别赋予了主体性怎样独特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二是在不同的技术范式下，主体性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寻找突破这些困境的有效路径，例如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如何避免人的主体性被技术所吞噬，确保人类在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二）研究框架：三重维度的演进图谱

为了全面、系统地揭示技术与人的共生演化规律，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形态-主体建构-伦理反思”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以石器技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数字技术四大体系作为横轴，这四大技术体系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的技术形态都具有独特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以主体性的“启蒙-确立-异化-重构”作为纵轴，清晰地展现了在不同技术形态下主体性的演变历程。在石器技术时代，技术作为一种划分者，区分了人与自然，完成了对人主体性的启蒙；农业技术体系的建立，为人类主体性的获得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工业技术体系确立了人的主体身份，但也导致了技术异化和人主体性的危机；数字技术时代则带来了主体性重构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这样的纵横交织，我们可以深入分析在不同技术形态下，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在数字技术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个人数据隐私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算法偏见、责任归属等伦理争议。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有助于我们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人的主体性，实现技术与人的和谐共生。

二、前工业时代：技术作为主体性的分界装置

（一）石器技术体系：主体性的原初启蒙

1.技术作为“自然划界者”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石器技术体系是人类迈出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步。距今约330万年，出土于非洲肯尼亚西土卡纳附近Lomekwi3地点的石制品，改写了人类历史，这些石制品展现出十分原始的打制特征，彰显了古人类一定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将人类确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历史向前推进。此后，从距今大约260万年开始，奥杜威技术开启了石器“规模量化”生产阶段，虽未实现标准化生产，但已能以砾石、岩块等为原料，经过简单打制，形成石核、石片等石制品组合。

通过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如砍砸器用于切割、锤击，弓箭用于狩猎，原始人完成了双重分界。从生物层面来看，直立行走与工具使用协同进化，使得人类逐渐与动物区分开来。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为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创造了条件，而工具的使用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和智力的提升，使人类在生物进化的道路上走上了独特的发展路径。从认知层面而言，人类通过技术操作建立起“主体-客体”二元认知模型。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周围自然环境的不同，开始将自然万物视为可以被改造和利用的对象，这种认知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初步觉醒。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如著名的拉斯科岩画，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些岩画使用矿物颜料与动物脂肪作为媒介，生动地描绘了动物、狩猎场景等。这表明人类已经具备了通过技术媒介进行自我表征的意识，他们试图通过这些壁画记录生活、表达情感，展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作为主体的自我认同。

2.主体性的实践建构机制

石器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工具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技术之思”。在长期的打制、磨制石器的重复性操作中，人类逐渐对工具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抽象化的认知。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制作出更高效、更实用的工具，如何更好地利用工具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