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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政法委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面试模拟题及答案

第一题：综合分析类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如“社区议事厅”“网格+警格+邻格”联动机制等，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效率。但也有部分地区出现“创新重形式轻实效”“部门协同难落地”等问题。请结合政法工作实际，谈谈你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看法。

参考答案：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政法工作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重要抓手。当前各地探索的创新模式，本质上是对“枫桥经验”的时代化发展，通过整合资源、下沉力量，推动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符合新时代群众对公平、效率、参与感的更高需求。

但部分地区出现的“重形式轻实效”“协同难落地”问题，需从三方面分析原因：一是政绩观偏差，个别地方将创新等同于“造亮点”，忽视实际需求和长效机制建设；二是制度衔接不畅，基层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未根本改变，部门间信息壁垒、权责交叉导致协同流于表面；三是群众参与不足，部分创新过度依赖行政推动，未能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的主动性。

结合政法工作实际，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把握三个关键：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例如，针对物业纠纷高发问题，可推动“法官+调解员+社区工作者”进物业项目，建立“接诉即调”机制；针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探索“新市民积分参与”模式，将矛盾化解与公共服务供给挂钩。

第二，强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完善跨部门协同的权责清单，明确政法、民政、住建等部门在矛盾排查、信息共享、处置联动中的具体职责；另一方面，建立“创新效果评估”机制，引入群众满意度、矛盾化解率、重复访下降率等量化指标，避免“材料创新”“数字创新”。

第三，激发多元共治。政法机关要发挥“牵头不包办”作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乡贤调解队等社会力量。例如，推广“法律明白人”培养计划，通过培训社区骨干、志愿者掌握基本法律知识，使其成为矛盾调解的“前哨”；鼓励“老党员工作室”“乡贤评理堂”等本土模式，用群众熟悉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只有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才能实现从“盆景”到“风景”的跨越。

第二题：组织协调类

为推动跨区域执法司法协作机制落地见效，中央政法委拟对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开展专项调研。若由你负责前期调研方案设计，你会重点考虑哪些环节？如何确保调研成果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答案：

跨区域执法司法协作是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调研方案需紧扣“问题导向、系统思维、成果转化”三个原则，重点把握以下环节：

第一，前期准备：精准定位调研目标

首先，梳理现有政策基础。收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执法司法协作的意见》等文件，明确协作机制的核心要求（如案件管辖衔接、证据互认、执行联动等）。

其次，摸排突出问题。通过函询四地政法委、公检法司等部门，收集近三年跨区域案件办理中遇到的堵点，如异地调查取证周期长、涉案财物移送标准不统一、信息系统不兼容等，形成“问题清单”。

最后，组建调研团队。成员需涵盖政法业务骨干（熟悉执法司法流程）、政策研究人员（擅长归纳提炼）、长三角地区基层一线干警（了解实际操作难点），确保调研视角多维。

第二，调研实施：多维度获取真实信息

一是“蹲点式”调研。选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G60科创走廊等重点区域，实地走访基层法院、公安派出所、市场监管部门，跟随办理1-2件跨区域案件（如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侵权），全程记录协作中的具体障碍。

二是“解剖麻雀”式座谈。分三类对象开展：①执法司法人员（问“操作难”，如异地查封是否需重复立案、电子卷宗互认有无技术瓶颈）；②企业和群众（问“感受差”，如跨区域执行是否存在地方保护、纠纷解决是否便利）；③专家学者（问“制度缺”，如区域协同立法是否滞后、考核评价是否脱节）。

三是“数据化”分析。调取四地跨区域案件数量、平均办理周期、当事人投诉率等数据，对比协作机制建立前后的变化；分析典型案例（如A市移送B市的案件被退回的具体原因），用数据印证问题。

第三，成果转化：推动调研“后半篇文章”

一是问题归类。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分为“制度性障碍”（如法律未明确跨区域管辖规则）、“技术性短板”（如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平台未互联互通）、“执行性偏差”（如个别地方存在保护主义）三类。

二是对策分层。针对制度性障碍，建议推动区域协同立法，出台《长三角跨区域执法司法协作条例》；针对技术性短板，提出加快“政法大脑”区域平台建设，实现案件信息实时共享；针对执行性偏差，建议将协作成效纳入地方政法工作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