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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语言政策的变迁及国际中文教育在土

发展对策

作者：周瑶吴长青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2年第10期

摘要：土耳其作为地处欧亚腹地的中东大国，始终追寻国际舞台上合适的定位，向西迈

进数十年却始终不尽人意，外交政策开始逐渐东向。土耳其的语言政策始终围绕政治诉求展

开，并致力于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推广其语言文化。土耳其发起“中间走廊”计划与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相对接后，中文在土耳其的传播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外语语言政策模糊、

中文教育师资匮乏、本土化汉语教材不足等诸多问题。本文基于土耳其语言政策历史变迁的大

背景提出在土耳其发展中文教育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土耳其；语言政策；国际中文教育

一、引言

语言政策包含了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是语言冲突和矛盾的产物，表明了一个

国家对国内多元化语言种类存在的态度和规划。语言政策离不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语言政策

的制定必然符合国家的某种利益与目标。土耳其作为地跨欧亚、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国家，在语

言政策制定方面也将它独有的东西交融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具有“东西方价值观、生活方

式、习俗并存的二重性；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立的二重性；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骄傲和现代失落

感带来的谦逊自卑的二重性；国家独立与依赖外国的二重性”[1]。土耳其对其国家的定位、对

国际地位诉求的不断变化也在指导其在语言政策方面的调整。纵观其语言政策发展历程，从开

始官宣立名、强势确立土耳其语的官方地位，到符合其政治需求的多语并存阶段，之后随着土

耳其经济发展，满足外交需求，致力于在中东中亚地区进行语言扩张，提升文化影响力。纵观

中文教育在土耳其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伴随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文也逐渐在土占有一席之地，学习需求日益增长。尤其2016年“7.15”未遂政变及2020年新

冠疫情以来，其外交政策日趋东向，这为中文在土耳其的传播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

二、“官宣-多语-东进”：土耳其语言政策的变迁

总体而言，土耳其语言政策的变迁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官宣立名阶段、多语并存

时期和东向纵深新发展阶段。

（一）官宣立名阶段

奥斯曼帝国时期，宫廷用语为奥斯曼土耳其语，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作为贵族语言，具有

极高地位[2]。坦齐马特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提出，阿拉伯——波斯文字不适合土耳其语。19

世纪土耳其的第一个官方土耳其学院——知识委员会，其语法课本《奥斯曼语规则》是用土耳

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成，但当时的中学教学语言仍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尽管《1876

年宪章》中规定了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1914年土耳其政府亦颁布“所有外国人机构必须使用

土耳其语”的法律，但相关法规均收效甚微。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传统强势语言，依然占据

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凯末尔致力于缔造一个现代、民主和世俗的国家。语

言政策正体现了新国家的身份认同需求，需要对其进行狭窄定义，于是为土耳其语强势“官宣”

立名，确立其最高地位。1928年，以1288号法令为开端的文字改革运动开始，同年8月，凯

末尔本人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公开讲话，正式宣布使用土耳其语字母体系，同年11月出台关于

新字母使用的1353号法令。主要包括文字改革（以拉丁文替代阿拉伯文體系）和语言纯化

（剔除土耳其语中的大量外来词等），对土耳其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1929年起，学

校全面取消阿拉伯、波斯语教育[3]。1932—1936年，三次召开土耳其语言大会，内容包括：

将9月26日定为“土耳其语言日”；对土耳其语进行梳理和溯源等工作，力求证明土耳其语与

其他语言的同源关系；“太阳语言理论”得到凯末尔的认可，以达到巩固土耳其语地位和提高声

望的目的。

（二）多语并存时期

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外，从16世纪至19世纪，法语作为当时欧洲通用语，可算作土耳其

的第一外语。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后，官方在树立土耳其语官方地位的同时，自1929年起

禁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授课，实行较为严格的单语政策。除法语外，其他常用外语包括德语、

英语、阿拉伯语等，影响力有限。

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同世界各国一样，英语后来居上，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外语。

1968年土耳其政府成立“公务人员外语培训中心”，旨在提高其外语水平，尤其是英语；语言测

试成绩优秀者额外发放奖金。在高等教育层面，创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