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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结构优化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治理结构的内在关联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其核心在于通过引入非公有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激发企业活力与市场竞争力。而治理结构作为企业制度的核心框架，既是产权关系的具体体现，也是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运行的制度载体。混改与治理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这种关联贯穿于改革的目标设定、实施路径和成效检验全过程。

（一）产权多元化对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影响

混改的本质是打破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多元持股的产权格局。产权结构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治理结构的权力分配基础。在传统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中，治理结构以“国家股东—管理层”的单向委托代理关系为主，决策链条相对集中；而混改后，不同性质的股东基于资本权益形成利益共同体，治理结构需要平衡国有资本的“公共属性”与民营资本的“逐利属性”，协调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战略目标。例如，国有资本可能更关注产业安全、社会责任，民营资本则更在意投资回报和经营效率，这种差异要求治理结构在股东权利行使、决策程序设计等方面建立包容性机制。

（二）混改目标对治理结构的功能性要求

混改的根本目标是“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其中“完善治理”被置于首位，凸显了治理结构优化对实现其他目标的支撑作用。从强化激励看，只有治理结构中明确了管理层与核心骨干的权责利边界，才能设计出与市场接轨的薪酬体系和长期激励机制；从突出主业看，需要通过治理结构中的战略决策机制，避免股东过度干预具体经营，确保企业聚焦核心业务；从提高效率看，科学的治理结构能减少决策层级冗余，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说，治理结构是否适应混合所有制特点，直接决定了混改能否从“资本混合”走向“机制融合”。

（三）治理结构优化对混改成效的反作用

实践中，部分混改企业出现“为混而混”“混而不改”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治理结构未能同步优化。例如，某地方国企引入民营资本后，仍沿用原有的行政化决策模式，民营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被虚化，最终导致合作破裂。反之，治理结构优化能通过制度设计释放混改红利：一方面，多元股东的制衡机制能抑制“内部人控制”和“行政干预”，提升决策科学性；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治理规则能增强非公有资本的信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混改，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治理结构优化既是混改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混改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二、当前国企混改中治理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混改已推进多年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治理结构层面仍存在诸多与混合所有制要求不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企业活力的释放，也影响了改革的纵深推进。

（一）股权结构失衡导致治理权力分配失序

股权结构是治理结构的基础，但部分混改企业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据相关调研，某竞争性领域混改企业中，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超过70%，民营资本仅占15%，且分散在多个小股东手中。这种股权结构下，国有股东通过“资本多数决”原则主导董事会、监事会人选，民营股东难以对重大决策产生实质影响。更有甚者，部分企业为完成混改指标，引入财务投资者而非战略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更关注短期收益，缺乏参与治理的动力，导致“股权多元”但“治理一元”，未能形成有效制衡。

（二）决策机制行政化削弱治理效率

传统国企的行政化管理惯性在混改企业中仍有残留，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例如，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决策权限划分不清晰，部分企业将“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等同于“党委决策”，存在以党委会替代董事会决策的现象；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占比过高，外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和股东派出董事）专业能力不足，难以对复杂经营事项提出有效建议；经理层“身份双重性”问题突出，部分高管仍由组织部门任命，薪酬与市场脱钩，导致其更关注行政晋升而非企业效益，决策时倾向于规避风险而非开拓创新。

（三）监督机制失效引发治理风险

有效的监督是治理结构的“防护网”，但当前混改企业监督体系存在“多头分散、合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监事会独立性缺失，部分企业监事会成员由内部职工或控股股东推荐产生，难以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形成有效监督；另一方面，纪检、审计、巡视等监督资源未能充分整合，存在重复检查与监督盲区并存的现象。例如，某混改企业曾因财务造假被曝光，事后调查发现，监事会未及时披露风险，内部审计部门受制于管理层，外部审计机构因利益关联未严格履职，多重监督失效最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四）激励约束不足抑制治理活力

治理结构的有效性离不开激励与约束的平衡，但混改企业在这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从激励看，薪酬体系仍以“行政级别”为导向，核心技术骨干、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与市场同类岗位差距较大，长期激励工具（如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