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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垄断的竞争法应对机制研究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算法已从技术工具演变为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互联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也衍生出新型垄断形态——算法垄断。这种垄断行为突破了传统市场竞争的边界，以数据控制、算法合谋、动态锁定等方式隐蔽地排除、限制竞争，对市场公平性、消费者权益及创新活力构成威胁。竞争法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法律，其传统规则在应对算法垄断时面临适用困境。如何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竞争法应对机制，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共同课题。本文从算法垄断的特征分析入手，探讨现有竞争法的挑战，并提出系统性应对路径，以期为规范算法竞争、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算法垄断的特征与表现形式

算法垄断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利用算法技术优势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区别于传统垄断的核心在于技术驱动下的行为隐蔽性、动态性与复杂性，具体可从以下维度解析。

（一）数据控制下的市场力量集中

数据是算法运行的“燃料”，也是算法垄断的基础。平台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收集与分析，形成“数据-算法-用户”的正向反馈闭环：用户使用行为生成数据，数据优化算法精准度，算法提升用户粘性，进而吸引更多用户与数据。这种闭环使得头部平台的数据积累呈指数级增长，形成“数据壁垒”。例如，某社交平台凭借早期用户规模优势，积累了海量社交关系数据，其他平台难以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同类数据，导致市场进入门槛大幅提高。数据控制进一步转化为市场支配地位——平台可通过算法限制第三方数据接入、屏蔽竞争对手数据调用，甚至利用数据优势实施“自我优待”，优先展示自有业务内容，压缩其他经营者的生存空间。

（二）算法合谋的隐蔽性与自动化

传统垄断协议需经营者之间达成明确合意，而算法合谋通过程序设计实现“心照不宣”的协同行为。一种典型形式是“平行算法合谋”：多个经营者使用相同或类似算法模型，算法通过分析市场数据自动调整价格、限制供给，表面上无直接沟通，实则形成协同效应。另一种是“预测型算法合谋”：单个经营者的算法通过学习市场历史数据，预测竞争对手的反应并调整策略，最终导致市场价格趋同、竞争弱化。此类合谋的隐蔽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行为表现为算法输出的结果（如价格调整），难以追踪背后的人为干预；其二，算法更新迭代频繁，合谋证据易被技术手段掩盖。例如，某电商领域曾出现多家平台同步调整促销规则，表面看是独立决策，实则是算法基于历史数据自动模仿竞争对手策略的结果。

（三）动态锁定下的用户选择限制

算法通过个性化推荐、精准定价等功能，强化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形成“动态锁定”。具体表现为：平台利用算法分析用户偏好，推送高度匹配的商品或服务，使用户逐渐习惯特定平台的服务模式；同时，算法通过“价格歧视”策略（如对高粘性用户提高价格）与“转换成本”设计（如跨平台数据不互通），降低用户转换平台的意愿。例如，某视频平台通过算法为用户构建“兴趣图谱”，持续推送定制化内容，用户若切换至其他平台，需重新适应推荐逻辑并丢失历史观看记录，导致“用得越久越难离开”。这种锁定效应使得平台无需通过传统的“掠夺性定价”即可维持市场份额，竞争由“用户争夺”转向“用户留存”，市场活力被抑制。

二、现有竞争法应对算法垄断的困境

传统竞争法以工业经济为背景构建，其核心规则（如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垄断行为界定）基于“可观察、可验证”的竞争行为设计。算法垄断的技术属性与行为特征，使得现有法律在适用时面临以下挑战。

（一）市场界定与支配地位认定的模糊性

市场界定是竞争法分析的起点，传统方法通过“需求替代性”与“供给替代性”确定相关市场。但在算法垄断场景中，这种方法的适用性下降：一方面，算法驱动的平台常涉及“跨市场竞争”，例如电商平台同时提供支付、物流等服务，相关市场边界难以清晰划分；另一方面，平台的市场力量不仅源于用户规模，更依赖数据与算法的协同效应，传统的“市场份额”指标（如用户数量占比）无法准确反映其实际支配能力。例如，某搜索引擎虽用户份额未超50%，但其算法对搜索结果的控制能力足以影响下游广告市场的竞争格局，传统份额标准难以捕捉这种“隐性支配地位”。

（二）垄断行为认定的证据获取难题

算法垄断行为的技术属性导致证据收集与固定困难。首先，算法本身具有“黑箱性”，其运行逻辑、参数设置通常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监管机构难以直接获取算法代码；其次，算法合谋的证据往往表现为数据痕迹（如价格调整时间的相关性），但需证明“协同行为非偶然”，这需要复杂的经济分析与技术验证；最后，平台可能通过“算法混淆”（如随机调整参数）掩盖真实意图，使得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例如，在某网约车平台“协同涨价”案中，监管机构虽发现多家平台调价时间高度重合，但因无法获取算法核心代码，难以证明存在合谋合意，最终只能以“数据关联”而非“行为违法”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