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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赡养义务的代履行问题研究

引言

婚姻家庭中的赡养义务，是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传统美德的法律化体现，也是家庭伦理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与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子女亲自赡养”的模式正面临多重挑战：部分赡养人因疾病、异地务工、丧失劳动能力等客观原因无法直接履行赡养义务，而被赡养人（多为老年人）对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需求却日益多元。在此背景下，“赡养义务代履行”作为一种灵活的补充机制逐渐进入实践视野——即由赡养人之外的主体（如其他近亲属、社会组织等）替代履行部分或全部赡养义务。然而，当前法律对代履行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因主体资格、履行边界、责任认定等问题引发的纠纷频发，亟待系统研究。本文从理论基础出发，结合实践困境，探索代履行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期为家庭和谐与养老保障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一、婚姻家庭赡养义务代履行的基本理论

（一）概念界定与法律属性

赡养义务代履行，是指在赡养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亲自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时，由其委托或法定的适格主体，以赡养人的名义或独立主体身份，向被赡养人提供物质供养、生活照料或精神慰藉等服务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替代”而非“转移”：赡养人的法定义务并未消灭，代履行主体仅为辅助履行者。这一概念需与“委托赡养”“社会救助”等概念区分：委托赡养强调赡养人主动授权他人处理具体事务（如代付赡养费），而代履行可能包括未明确授权但基于伦理或法律规定的替代行为；社会救助是国家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代履行则以家庭责任为基础，属于私人领域的补充机制。

从法律属性看，代履行属于债法中的“第三人履行”范畴。根据《民法典》第523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赡养义务作为法定之债，允许第三人（代履行主体）介入履行，但原债务人（赡养人）的责任并不免除。同时，赡养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代履行不能完全替代赡养人本人的精神关怀义务（如陪伴、探望），这为代履行的内容划定了天然边界。

（二）制度的现实基础与价值

代履行制度的产生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一方面，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明显，“421”家庭（4位老人、2位父母、1个子女）成为普遍模式，独生子女家庭的赡养压力剧增；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加剧，大量青壮劳动力离开户籍地务工，“空巢老人”群体持续扩大。据相关统计，仅在农村地区，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的“留守老人”数量已超数千万，其中部分老人需由孙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代为照料。此外，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老年人对专业照护的需求上升，而部分赡养人因年龄、健康等原因（如子女自身患病）无法提供专业服务，需借助外部力量（如养老机构）完成代履行。

从价值层面看，代履行制度既坚守了“家庭养老为主”的基本伦理，又回应了“多元主体参与”的现实需求。它通过灵活的履行方式，避免了因赡养人客观不能导致的被赡养人权益受损，同时减轻了赡养人的实际负担，有助于维系家庭关系的稳定。例如，在子女因工作长期异地的情况下，由同住的兄弟姐妹代为照料老人生活，既满足了老人的日常需求，又避免了因“子女不赡养”引发的家庭矛盾。

二、代履行实践中的典型问题

（一）主体适格性争议：谁有资格代履行？

代履行主体的范围是实践中的首要争议点。当前法律未明确规定代履行主体的资格条件，仅《民法典》第1074条提到“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但这属于“替补性赡养义务”，与代履行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独立义务，后者是辅助义务）。实践中，代履行主体可能包括其他近亲属（如兄弟姐妹、儿媳女婿）、社会组织（如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甚至是赡养人的朋友，但不同主体的适格性常引发纠纷。

例如，某案例中，老人的儿子长期在外地工作，儿媳主动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但儿子离婚后，儿媳以“已无亲属关系”为由拒绝继续照料，老人起诉要求儿媳履行代赡养义务。法院最终认定，儿媳的代履行行为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伦理责任，而非法定强制义务，离婚后无继续履行的法律依据。这一案例凸显了亲属关系变动对代履行主体适格性的影响：基于身份关系的代履行（如儿媳、女婿）缺乏法律强制力，一旦身份关系消灭，代履行可能无以为继。

（二）履行内容边界：物质供给与精神关怀的平衡

赡养义务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代履行中，物质供给（如支付赡养费、购买生活物资）因具有可量化性较易实现，但精神关怀（如陪伴、情感交流）的代履行则困难重重。例如，某老人因子女长期在外，由侄女定期送生活物资，但老人多次向社区反映“宁愿不要钱，只想子女回家看看”。这一矛盾揭示了代履行的局限性：精神关怀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代履行主体（即使是近亲属）无法替代赡养人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