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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权滥用的法律后果分析

引言

合同解除权作为合同当事人的重要权利，是平衡合同自由与交易安全的关键机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终止合同关系，既能避免因继续履行造成的损失扩大，也能为重新安排资源提供法律路径。然而，实践中部分当事人为追求不当利益，利用法律对解除权的赋权空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滥用解除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合同严守原则，更可能导致对方当事人权益受损、交易秩序紊乱。本文将围绕合同解除权滥用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法律后果展开系统分析，旨在明确滥用行为的法律边界，为规范权利行使、维护交易公平提供理论参考。

一、合同解除权滥用的基础概念界定

（一）合同解除权的内涵与分类

合同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特定条件下单方终止合同关系的权利。根据权利来源不同，可分为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两类：法定解除权由法律直接规定，例如《民法典》第563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等情形；约定解除权则基于合同双方在缔约时或履行中达成的解除条件产生，如“若乙方未在30日内完成首批供货，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等条款。

无论是法定还是约定解除权，其核心功能均在于通过赋予当事人终止合同的权利，避免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持续受困于低效甚至负效的法律关系。但权利的行使需以正当性为前提，若超出合理边界，即构成权利滥用。

（二）合同解除权滥用的认定标准

权利滥用是民法领域的重要原则，《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具体到合同解除权领域，滥用行为的认定需满足以下要件：

其一，主观上存在恶意。即当事人明知或应知解除权的行使缺乏正当理由，仍以损害对方利益或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例如，某房屋买受人因房价下跌，虚构出卖人“未按约定时间交付房产证”的事实要求解除合同，实则出卖人已按约完成手续，买受人的行为即具有主观恶意。

其二，客观上缺乏正当性基础。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需严格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约定解除权则需满足合同约定的条件。若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理由与法定或约定条件不符，或虽形式符合但实质违背诚信原则（如利用对方履约瑕疵的微小过失主张解除），即构成客观上的不当。

其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或交易秩序破坏。滥用解除权的行为可能导致对方当事人为履行合同已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如原材料采购、设备定制费用），或因合同突然终止错失其他交易机会，甚至引发连锁违约风险。

二、合同解除权滥用的典型表现形式

（一）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

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因市场环境变化（如价格波动、需求减少）或自身经营策略调整，在无任何法定或约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单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例如，某服装经销商与制衣厂签订了全年供货合同，后因市场流行趋势改变，经销商为减少库存压力，以“销售计划调整”为由要求解除剩余订单。此时，若双方合同中未约定“销售计划调整”为解除条件，且制衣厂已按约生产并准备发货，经销商的解除行为即构成滥用。

（二）虚构或夸大违约事实主张解除

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通常以对方“根本违约”为前提，即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部分当事人为达到解除目的，可能虚构对方违约事实（如伪造交货延迟的证据），或夸大轻微违约的后果（如将“延迟3天交货”描述为“严重影响销售季”）。例如，某超市与供应商签订生鲜供货合同，约定每日早8点前到货，某日因交通拥堵供应商8:15到货，超市以“延迟到货导致顾客流失”为由解除合同。若延迟15分钟并未实质影响超市经营（如后续货物仍可正常销售），则超市的解除行为属于对违约事实的不当夸大。

（三）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对方接受解除

在合同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如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格式条款提供方与接受方），优势方可能利用对方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或对交易依赖，以“不解除即追究其他责任”等方式迫使对方接受解除。例如，某平台企业与入驻商家签订合作协议，在商家无明显违约的情况下，以“优化平台生态”为由要求商家签署解除协议，并暗示“不配合将影响后续合作评级”。此时，商家因担心失去平台资源被迫同意解除，实质是优势方对解除权的滥用。

（四）超期行使解除权或反复解除

解除权的行使需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民法典》第564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若当事人明知解除权已消灭仍主张解除，或在对方已采取补救措施后反复要求解除（如同一违约行为先后三次发出解除通知），均属于权利滥用。

三、合同解除权滥用的法律后果类型化分析

（一）解除行为本身不产生法律效力

根据《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