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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中的法律风险防控

引言

在全球化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跨境并购已成为企业快速拓展国际市场、获取技术资源、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资源型企业收购海外矿产，到科技企业并购境外研发团队，再到消费品牌整合全球供应链，跨境并购的场景日益多元。然而，与国内并购相比，跨境并购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监管规则、文化习惯和利益诉求，法律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和连锁性特征。一次看似优质的并购交易，可能因目标企业的历史合规瑕疵、东道国的突然政策调整或交易结构的法律漏洞，演变为耗时数年的法律纠纷，甚至导致并购失败、企业重大损失。因此，构建系统化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是跨境并购成功的关键保障。

一、跨境并购中的主要法律风险类型

跨境并购的法律风险贯穿交易全流程，从前期尽调到签约执行，再到整合运营，每个环节都可能触发特定的法律问题。这些风险既与目标企业自身状况相关，也受东道国法律环境制约，更与交易结构设计的合理性紧密相连。

（一）目标企业的法律合规风险

目标企业的法律合规性是并购的基础，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地域隔阂，其潜在的法律瑕疵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暴露。

首先是股权结构风险。部分目标企业可能存在股权代持、质押未登记、历史增资程序瑕疵等问题。例如，某企业在并购境外家族企业时，发现其部分股权由隐名股东代持，而当地法律对隐名股东的权利认定与并购方母国存在冲突，导致股权过户受阻，并购进程被迫暂停。

其次是知识产权风险。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上，但若目标企业的专利存在权利期限届满未续展、商标被第三方异议、技术秘密未采取保密措施等情况，可能直接导致并购方支付的对价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

再次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风险。不同国家对劳动合同解除、工会权利、养老金补缴等规定差异显著。例如，欧洲多国法律严格限制企业裁员，若目标企业存在未披露的集体劳动合同或欠缴员工福利，并购方可能需承担高额的遣散费用或诉讼赔偿。

最后是环保与税务风险。部分国家对工业企业的环保要求极为严格，若目标企业存在历史污染未治理、环保许可过期等问题，并购方可能被要求承担修复责任；而税务方面，目标企业可能存在关联交易定价不合规、欠缴税款未披露等情况，导致并购后被税务机关追溯处罚。

（二）东道国的监管审查风险

东道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市场秩序，通常会对跨境并购设置严格的审查机制，主要包括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和行业准入限制。

反垄断审查旨在防止并购导致市场过度集中。例如，某跨国车企并购境外同行时，因双方在当地市场的合计份额超过监管阈值，被要求剥离部分业务以消除竞争限制，否则不予批准。

国家安全审查是近年来跨境并购的“高频风险点”，审查范围从传统的国防、能源领域扩展至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基础设施等新兴领域。部分国家以“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为由，扩大审查权限，甚至对未达到法定标准的并购启动调查，导致交易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行业准入限制则针对特定行业设置外资持股比例、资质要求等门槛。例如，某些国家对金融、电信、航空等行业实行外资持股上限（如不超过49%），若并购方试图通过协议控制等方式规避限制，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当地法律，导致交易无效。

（三）交易结构的法律设计风险

交易结构的设计直接影响并购的成本、效率和法律风险，常见的风险点包括支付方式、融资安排和税务筹划的合规性。

在支付方式上，现金支付虽简单直接，但可能涉及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管制；股权支付需考虑目标国对外国企业持股的限制，以及股权估值的法律合规性；混合支付则可能因不同支付工具的法律属性差异，引发复杂的税务和监管问题。

融资安排方面，跨境并购通常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持，若通过跨境担保、离岸贷款等方式融资，需遵守目标国关于对外担保登记、资本项目管理的规定。例如，某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为并购贷款提供担保，因未在目标国完成担保登记手续，被法院认定担保无效，导致融资计划失败。

税务筹划是降低并购成本的重要手段，但过度筹划可能触及反避税规则。例如，利用“导管公司”转移利润、通过关联交易人为降低应税收入等行为，可能被目标国税务机关认定为避税，要求补缴税款并加征滞纳金。

（四）跨境执行与争议解决风险

并购协议签署后，执行阶段的法律风险主要源于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和司法协作障碍。

法律适用冲突方面，若并购协议未明确约定适用法律，或约定的准据法与目标国强制性规定冲突，可能导致部分条款无效。例如，某并购协议约定适用普通法系国家法律，但目标国属于大陆法系，其关于合同形式要件的规定与协议条款矛盾，引发合同效力争议。

判决执行风险更为突出。由于各国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标准不一，即使并购方在母国获得胜诉判决，也可能因目标国未加入相关国际公约（如《海牙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或存在“公共政策保留”，无法实际执行目标企业资产。相比之下，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