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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时期巫蛊信仰

引言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秦汉时期是制度初创、文化交融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有“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格局，也保留着原始信仰与理性思想交织的文化底色。巫蛊信仰作为当时社会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延续了先秦巫术的神秘脉络，又因秦汉帝国的集权特征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属性。它不仅渗透于民间日常生活，更深度卷入宫廷斗争，甚至影响国家走向（如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本文将从巫蛊信仰的起源与内涵、社会功能的多元呈现、政治场域的特殊演绎三个维度展开，探讨这一信仰在秦汉社会中的复杂面貌。

一、巫蛊信仰的起源与内涵界定

（一）从原始巫术到“巫蛊”的演变

巫蛊信仰的源头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观念。早期人类面对疾病、灾异等不可控现象时，倾向于通过特定仪式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由此产生了以“巫”为媒介的巫术活动。《说文解字》释“巫”为“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可见巫的核心职能是通神。商周时期，巫的地位显赫，参与占卜、祭祀、医疗等重大事务；至春秋战国，随着理性思潮兴起，巫的官方权威逐渐弱化，但在民间仍保持强大生命力。

“蛊”的概念则更具复杂性。甲骨文已有“蛊”字，形如器皿中群虫，汉代文献对其解释大致分两类：一类强调生物属性，如《左传》载“皿虫为蛊”，指将多种毒虫置于容器中互相吞噬，存活者即为“蛊”，其分泌物可致人病；另一类侧重心理层面，《周礼·秋官》注“蛊，毒害人者”，认为“蛊”是通过诅咒、厌胜等手段制造的“无形之毒”。秦汉时期，“巫”与“蛊”逐渐结合，形成“巫蛊”这一复合概念——既包含巫者通过法术操控毒虫害人的行为，也泛指以巫术为手段、以伤害特定对象为目的的诅咒活动。

（二）秦汉时期巫蛊的具体表现形式

秦汉巫蛊的操作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祝诅”，即通过言语或文字诅咒仇家，常见于民间。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记载“以桃为弓，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则已矣”，即用桃木弓矢射向“蛊”的象征物以破解诅咒；其二为“偶人厌胜”，制作与仇家相似的木人、草人，在其上刺针、书写姓名，埋于地下或置于隐蔽处，意图通过“感应巫术”使其患病甚至死亡。《汉书·江充传》中“太子宫掘得桐木人”的记载，正是此类巫蛊的典型；其三为“毒虫投毒”，将培养的毒虫或其分泌物混入饮食、器物，造成慢性中毒。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收录了多种治疗“蛊毒”的药方（如取灶灰、竹管煎服），侧面印证了此类巫蛊的存在。

二、巫蛊信仰的社会功能：从民间到宫廷的渗透

（一）民间层面：信仰、医疗与心理慰藉的交织

在秦汉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巫蛊信仰并非单纯的“迷信”，而是承载着多重社会功能。首先，它是应对未知风险的“实用工具”。当时医疗水平有限，人们将疾病、意外多归因于“蛊毒”或“邪祟”，巫者便成为“解蛊”的关键角色。《盐铁论·散不足》提到“街巷有巫，闾里有祝”，说明基层社会中巫的活跃。其次，巫蛊信仰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面对生存压力（如自然灾害、赋税徭役），通过“咒诅仇家”“厌胜避祸”等行为，民众得以宣泄负面情绪，获得“掌控感”。例如，汉代民间流行“镇墓文”，在陶瓶上书写“天帝使者”的咒语，意图镇压墓中邪祟，保护生者安宁，这本质上是巫蛊信仰在丧葬仪式中的延伸。

（二）宫廷层面：权力斗争的隐秘武器

与民间的“自发信仰”不同，巫蛊在宫廷中更多被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秦汉时期，皇权高度集中，后妃、皇子、权臣围绕继承权展开激烈争夺，而巫蛊因其“隐秘性”与“恐怖性”成为理想的攻击手段。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即为典型案例：宠臣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便指控太子在宫中埋桐木人诅咒武帝。武帝震怒下，命江充彻查，最终导致太子起兵失败、数万人牵连致死。类似事件在西汉后期屡见不鲜：汉成帝时，许皇后因被指控“巫蛊后宫”失宠；哀帝时期，傅太后也以“巫蛊”罪名打压政敌。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指控方利用皇帝对“巫蛊”的恐惧（因“蛊”直指皇权的“神圣性”），将私人恩怨包装成“谋逆大罪”，从而达到政治清除的目的。

（三）官方态度：从默许到严厉禁绝

秦汉统治者对巫蛊的态度经历了从“矛盾”到“明确禁绝”的转变。秦代《法律答问》中已有“毒言”（指被指控传播蛊毒者）的相关规定，但处罚较轻；汉初因承秦制，且高祖刘邦本人重巫（《史记·封禅书》载其令晋巫、秦巫等各主一方祭祀），对民间巫蛊行为较为宽容。然而，随着巫蛊频繁卷入宫廷斗争，官方态度逐渐强硬。汉武帝元光五年（约公元前130年），陈皇后因“挟妇人媚道”（即巫蛊之术）被废，诏令“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这是汉代首次以“大逆无道”罪严惩巫蛊。此后，《汉律》明确将“巫蛊”列为“不道”重罪，规定“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二年律令·贼律》），甚至连未直接参与但知情不报者也需连坐。这种转变反映了中央集权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