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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代西域农作物传入

引言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张骞通西域后，中原与西域的物质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所谓“西域”，广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中亚、西亚的广大区域，狭义则多指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周边。这一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军事、外交、贸易等多重手段与西域建立联系，而农作物的传入正是这种交流的生动缩影。从葡萄、苜蓿到石榴、胡麻，这些来自西域的作物不仅丰富了汉代的农业物种库，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饮食结构、畜牧业发展乃至文化生活，成为汉代“凿空西域”历史成就的重要注脚。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具体作物、社会影响等维度，系统梳理汉代西域农作物传入的全貌。

一、汉代西域农作物传入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一）张骞通西域：打破地理隔阂的关键契机

汉代以前，中原与西域的交流虽偶有零星记载（如《穆天子传》提及周穆王西巡），但受限于交通阻隔与政治分裂，并未形成稳定的通道。直到汉武帝时期，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于建元年间（约公元前140年）首次出使西域。此次行程历时十三年，虽未达成军事联盟的直接目标，却首次以官方身份打通了中原至中亚的通道，带回了关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的详细信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这些信息让中原王朝首次系统认知了西域的地理、物产与风俗。

元狩四年（约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携带大量金币、丝帛，以“厚赂”方式与乌孙、大宛等国建立联系。此次出使后，汉朝与西域的官方往来常态化，“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这种持续的人员往来，为农作物的传入提供了最直接的载体——使者、商人、士兵在往返途中，必然会携带各地特产作为礼物或商品，其中就包括种子、苗木等农业资源。

（二）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基础

西域诸国多位于绿洲地带，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例如大宛“田稻麦”，且以“天马”（汗血宝马）闻名；大夏“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农业技术较为成熟；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以游牧为主但也有部分定居农业。中原地区则以精耕农业为基础，自商周以来形成了以粟、黍、稻为主的作物体系，但对耐旱、耐盐碱或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需求迫切。

经济互补性是交流的内在动力。汉代中期，随着人口增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全国人口约5900万），中原地区对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需求激增。同时，汉朝的丝织品、漆器等手工业品在西域极受欢迎，形成了“以丝易物”的贸易模式。这种双向需求，使得农作物作为“交换品”的一部分，自然被纳入交流体系。

（三）汉代农业技术的成熟为新作物提供生存土壤

农作物的传入能否落地生根，与当地农业技术密切相关。汉代农业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铁犁牛耕普及，代田法、区田法等耕作技术推广，水利工程（如关中的郑国渠、白渠）大量修建，这些都为新作物的种植提供了技术保障。例如，葡萄需要支架栽培和排水系统，汉代的园圃技术已能满足；苜蓿作为多年生牧草，需掌握秋播、轮作等技巧，而《汜胜之书》中记载的“区种法”恰好适用于小面积精细种植。

二、传入的主要农作物种类及其特征

（一）葡萄：从“蒲陶”到酿酒产业的起点

葡萄是汉代西域传入作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之一。其原产地一般认为在黑海、里海沿岸及中亚地区，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是重要种植区。《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张骞通西域后，葡萄种子随使者传入中原。《汉书·西域传》提到：“汉使取蒲陶、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可见初期葡萄主要种植于皇家苑囿，作为观赏与酿酒之用。

葡萄在汉代文献中写作“蒲陶”“蒲萄”，名称可能来自波斯语“budawa”的音译。其种植技术逐渐从宫廷向民间扩散，东汉时已见于关中等地。葡萄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水果种类，更催生了酿酒业的变革——此前中原以粮食酿酒为主，葡萄酿酒因风味独特，成为贵族阶层的消费新宠。《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张让专权时，其宅第“蒲萄酒方熟，多有奇巧”，可见葡萄酿酒已成为身份象征。

（二）苜蓿：“牧草之王”与汉代骑兵的崛起

苜蓿是一种多年生豆科牧草，原产于伊朗高原，后传入中亚。《史记·大宛列传》载：“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可见其传入与“天马”（大宛马）的引进直接相关——为喂养这些优质战马，汉朝急需高产、适口的饲料作物，苜蓿因其“一年可割三茬，产草量高，富含蛋白质”的特点，成为首选。

苜蓿在汉代被称为“目宿”“牧蓿”，种植区域最初集中在长安附近的皇家马苑。随着养马业的发展，逐渐推广至西北边郡。《汉书·西域传》提到“边郡皆有苜蓿”，说明其已成为重要的饲料作物。苜蓿的传入对汉代军事意义重大：优质牧草支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