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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农民阶层分化的唯物史观透视及当代启示

一、问题提出：农民阶层分化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复杂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表现之一，便是农民阶层的加速分化。传统意义上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均质化农民群体，正逐步演化为一个内部差异显著、利益诉求多元、发展路径迥异的社会群体集合。这一现象不仅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资源配置方式，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城乡关系协调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社会阶层的分化从来不是偶然的个体选择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关系必然调整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当农业机械化、数字化、资本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流转制度逐步完善，城乡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原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规模耕作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由此催生出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法人、合作社带头人、农村电商创业者等，他们掌握着更多的生产资料、技术资源和市场渠道，逐渐形成新的农村中产阶层甚至富裕阶层。

与此同时，仍有大量农民滞留在传统农业领域，受限于土地规模、技术水平、教育程度和资本积累，其收入增长缓慢，抗风险能力弱，部分群体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更有甚者，在城镇化进程中被迫“被动市民化”，既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又失去了稳定的农村生计来源，成为城乡之间的“悬浮群体”。这种结构性断裂，使得农民阶层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式分层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化过程并非仅限于经济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政治参与、文化认同、社会网络和代际流动等多个维度。一些富裕农民通过担任村干部、参与地方治理、投资公共事务等方式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底层农民则往往在决策过程中处于失语状态。年轻一代农民的选择也日益分化：有人选择返乡创业，借助互联网平台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有人则彻底脱离农业，进入城市服务业或制造业；还有人徘徊于城乡之间，形成“半工半耕”的生存模式。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2025年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基本图景。

在此背景下，若仅从经验层面描述农民分化现象，已不足以揭示其深层动因与长远影响。唯有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工具，才能穿透表象，把握这一社会变迁背后的客观规律。本文旨在通过对2025年农民阶层分化现状的系统分析，揭示其背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机制，探讨不同阶层农民的利益结构与行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政策启示。

二、数据收集：农民阶层分化现状的多维实证基础

为了准确描绘2025年农民阶层分化的现实图景，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之上。近年来，随着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及相关研究机构对农村经济社会数据采集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得以从多个维度获取关于农民收入、职业结构、资产状况、教育水平和社会流动的权威信息。这些数据不仅提供了量化的支撑，也为理论分析奠定了经验基础。

首先，在收入结构方面，根据最新发布的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860元，较2025年增长约37.5%。但这一平均数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内部差异。按收入五等分组统计，高收入户（前20%）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20元，而低收入户（后20%）仅为9,670元，高低比达到4.27:1，远高于城镇居民的3.15:1。更为关键的是，收入来源的结构性差异日益显著。高收入农户中，非农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超过58%，而低收入农户仍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和传统农业收入，二者合计占其总收入的82%以上。

其次，在职业构成上，农民的职业身份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意义上的“种地农民”比例持续下降。据一项覆盖全国15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显示，2025年农村常住人口中，完全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仅为39.6%，较2015年的62.3%大幅下滑。取而代之的是三类新兴群体的崛起：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包括注册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农业技术服务人员等，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8.4%；二是“兼业型农民”，即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返乡务农的群体，占比达31.2%；三是“离农型农民”，虽户籍仍在农村，但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基本脱离农业生产，占比约10.8%。这三类人群在生产方式、收入水平、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再次，在资产积累方面，土地、住房、金融资产的分布极不均衡。尽管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仍实行集体所有制，但通过流转、入股、抵押等方式，部分农民已实现土地资本化。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土地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