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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与汉代货币制度横向比较研究

引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罗马与汉代分别作为欧亚大陆西东两端的两大帝国，其经济体系的成熟程度与治理智慧至今仍被视作古代社会的典范。货币制度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枢纽，既是帝国经济实力的物质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古罗马自王政时期至帝国鼎盛，逐步建立起以金银铜复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汉代则从秦半两到五铢钱，完成了中央集权下统一货币制度的构建。二者虽相隔万里、文化迥异，却在货币材质选择、发行管理、流通机制等方面呈现出相似的演进逻辑，同时因文明特质差异形成了独特的制度特征。通过横向比较二者的货币制度，不仅能揭示古代大帝国经济治理的共性规律，更能从差异中窥见东西方文明在国家结构、商业传统与价值观念上的深层分野。

一、货币体系的基础：材质、形制与标准

货币的物质形态是制度运行的物理载体，其材质选择与形制规范直接影响货币的流通效率与信用基础。古罗马与汉代在货币材质的选择上均以金属为主，但具体偏好与技术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一）金属种类与重量标准的选择

古罗马的货币体系以银为核心，早期曾使用青铜（阿司），但随着地中海贸易的扩张，银币（第纳里乌斯）逐渐成为帝国的“硬通货”。公元前3世纪，罗马银币的标准重量约为4.5克，含银量高达98%；至帝国时期，虽因财政压力出现银币贬值（如卡拉卡拉时期含银量降至50%），但银作为核心货币材质的地位始终未变。黄金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与官方储备，金币（奥里斯）与银币的兑换比例长期维持在1:25左右。

汉代货币体系以铜为主导，自汉武帝元狩五年（约公元前118年）确立五铢钱制度后，铜钱的标准重量稳定在3.5-4克之间，材质以青铜为主（含铜约70%、锡铅约30%）。黄金（主要为金饼、金铤）虽作为“上币”存在，但其流通范围有限，更多用于赏赐、大额支付或财富贮藏，与铜钱的兑换比例因时因地波动较大（如文献记载“黄金一斤直万钱”）。这种“金铜平行本位”与罗马的“金银复本位”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汉代对日常小额交易的重视程度高于跨区域大额贸易。

（二）铸造工艺与形制特征的差异

古罗马的铸币技术源于希腊，早期采用手工锻打工艺，将金属板加热后用模具冲压成型，因此币面图案（如皇帝头像、神话场景）多为浅浮雕，边缘不规整。随着技术进步，帝国后期出现了更精密的青铜模具，铸币的统一性与规整度显著提升。罗马货币的形制以圆形为主，但早期曾出现过方形、椭圆形等变体，币面文字多为拉丁文，内容包括皇帝称号、发行年份（以执政年份标注）及政治宣传语（如“康茂德·奥古斯都·胜利”）。

汉代的铸币工艺以范铸法为主，早期使用泥范，汉武帝后逐渐推广铜范与铁范，极大提高了铸币的一致性。五铢钱的形制严格遵循“外圆内方”的设计，外廓整齐，内穿方正，这种“天圆地方”的哲学理念贯穿汉代货币始终。币面文字为小篆“五铢”二字，笔画规整，重量铭文（“五铢”）与实际重量高度统一（五铢约合3.5克），这种“名实相符”的设计强化了货币信用。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铜钱无复杂图案，仅以文字标识面值与发行主体，体现了实用主义的货币文化。

二、货币的发行与管理：权力、法律与信用

货币的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归属与管理方式直接反映帝国的治理结构。古罗马与汉代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化过程中，均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演进，但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存在本质差异。

（一）发行主体的集中化进程

古罗马的铸币权最初由城邦内的贵族或商人行会掌握，王政时期（公元前8-6世纪）已出现私人铸造的青铜币，但质量参差、信用低下。随着罗马共和国扩张（公元前5-1世纪），元老院逐步将铸币权收归国家，设立“造币厂委员会”（tresvirimonetales）负责银币铸造，金币则由皇帝直接控制。帝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后），皇帝成为唯一的货币发行权威，铸币厂遍布各行省（如高卢的里昂、东方的安条克），但所有货币必须镌刻皇帝头像与官方铭文，以彰显“皇帝即国家”的权力逻辑。

汉代的铸币权集中化则与中央集权的强化同步。汉初允许郡国甚至私人铸币，导致“吴（吴王刘濞）邓（大夫邓通）钱布天下”，货币混乱严重威胁经济秩序。汉武帝元鼎四年（约公元前113年）颁布“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水衡都尉下属的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并通过销毁旧钱、统一铸造五铢钱，彻底终结了货币分散发行的历史。这种“中央垄断”的背后，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的直接体现——经济权力必须与政治权力高度统一。

（二）法律规范与防伪措施

古罗马通过成文法明确货币的法律地位。《十二铜表法》（公元前5世纪）中已有关于债务偿还必须使用“法定货币”的规定，帝国时期的《查士丁尼法典》进一步细化：任何拒绝接受官方货币的行为构成“破坏经济秩序罪”，可处流放或财产没收；对于私铸货币者，罗马法区分“伪造”（模仿官方货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