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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第六篇读后感

读《红星照耀中国·红星在西北》有感（一）：

从刘志丹看革命领袖的精神内核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在西北》中，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刘志丹这位“现代侠盗罗宾汉”的革命轨迹，让我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精神内核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刘志丹并非天生的革命者，他出身中农家庭，却因目睹地主豪绅对底层百姓的压榨，怀揣着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踏上了反抗之路。从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到在陕西山区组织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他的人生始终与西北人民的苦难紧密相连。

最令人动容的，是刘志丹面对挫折时的坚韧与对信仰的坚守。他三次因触动豪强利益遭到围剿与逮捕，甚至被悬赏缉拿首级，却从未动摇过革命的决心。当他担任保安民团团长时，顶着巨大压力处决鱼肉百姓的地主老财；当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时，始终坚持反对封建剥削，最终因“故态复萌”遭到排挤。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源于他对“穷人的军队要为被压迫者打仗”这一信念的绝对忠诚。

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志丹具备超越个人恩怨的大局观。在“钦差大臣”张敬佛错误整肃、剥夺他指挥权时，他没有选择反抗，而是“乖乖地接受决定，放弃一切实际指挥权”，这种对“党纪”的遵守，展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纯粹热爱——个人荣辱在集体利益面前微不足道。直到中央红军抵达纠正错误，他才重新投身战斗，并在东征战役中为攻占敌军工事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刘志丹的故事让我明白，中国革命的胜利并非偶然，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领袖，革命火种才能在西北的贫瘠土地上燎原。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符号”，而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人”，用自己的理想与牺牲，为黑暗中的中国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这种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信仰、顾全大局的精神，不仅是革命年代的宝贵财富，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读《红星照耀中国·红星在西北》有感（二）：

灾荒与苛政下的人民觉醒

《红星在西北》中关于西北大灾荒的描写，是我读过最令人震撼的文字之一。斯诺以亲身经历，记录了1929年那场持续三年、遍及四省的灾难：“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儿童“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妇女“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这些惨绝人寰的景象，让我深刻体会到旧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

然而，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在灾荒最严重的时候，有钱人囤积粮食大发横财，军阀为争夺物资扣留铁路车皮，导致国际赈灾委员会的救济粮无法运抵灾区；官员与地主勾结，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灌溉区土地，将救济工程变成敛财工具；更荒谬的是，灾荒过后，逃荒农民返乡竟需补缴荒年欠税，否则将被剥夺土地所有权。斯坦普尔博士的调查数据更揭示了苛政的残酷：陕西农民需缴纳的土地税及附加税占收入的65%，甘肃税收甚至超过富饶的浙江，“几乎没有一种货物、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

在这样的“死亡与捐税”双重压迫下，西北人民的不满逐渐积累。斯诺曾疑惑：“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但他很快找到答案——中国农民并非消极懦弱，只是缺少组织、领导与可行的纲领。当红军带来“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取消苛捐杂税，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时，千千万万农民自然“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这让我明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政权若忽视人民的生存诉求，终将被历史抛弃；而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力量，即便身处绝境，也能凝聚起改变时代的磅礴力量。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铭记那段苦难历史，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从西北灾荒与人民觉醒中得到的最深刻启示。

读《红星照耀中国·红星在西北》有感（三）：

苏维埃社会的公平之光

在《红星在西北》中，斯诺详细描绘了苏维埃社会的运作模式，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公平世界”。在这个诞生于战火与贫瘠中的红色政权里，“耕者有其田”不再是口号，而是切实落地的政策；“人人平等”不再是幻想，而是融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苏维埃社会的公平，首先体现在土地改革上。苏区颁布的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非自耕土地，按“足够温饱”的原则分配给贫农、佃农与雇农。地主与富农可保留自身能耕种的土地，避免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为保障改革成效，苏区设立土地委员会，指导农民春耕，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与劳动，组织劳动互助组与“星期六突击队”，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参与田间劳动。这种“人人有地种，人人要劳动”的模式，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土地兼并的积弊，让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在社会权利方面，苏维埃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平等。年满十六岁的公民普遍享有选举权，尽管选举权并非绝对平等（佃农、雇农等“农村无产阶级”拥有更多代表名额），但相较于旧中国“地主官僚垄断权力”的状况，已是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