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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听课记录及评价

上课铃刚响，走廊里还飘着隔壁班的嬉闹声，张老师抱着本包着蓝布皮的旧书进来了——蓝布是洗得发白的，书角卷着，像被反复摸过无数次。他把书轻轻放在讲台上，袖口沾着的粉笔灰落下来，在阳光里飘成细小的白点儿，像春天的杨花。

“先给你们看样东西。”他翻开蓝布，从书里抽出张照片。黄得发脆的相纸，上面是个穿补丁上衣的小男孩，站在土坯房门口，手里攥着本卷边的课本，旁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1968年，我小学毕业。”“这是我爸，”张老师用指尖碰了碰照片上的小男孩，“他那时候上学要走三里地的泥路，课本是老师用蜡纸刻的，字儿印得模糊，放学还得去地里割猪草。你们现在的课本是彩印的，书包里装着平板，连作业都能在群里交——这中间的差儿，就是‘少年中国’走了半个世纪的路。”

教室里忽然静下来。我盯着照片上那个缩着肩膀的小男孩，又低头看自己摊在桌上的课本——封皮是亮闪闪的，印着“义务教育教科书”几个字，纸页光滑得能映出窗外的梧桐叶。

张老师转身写下课题，粉笔在黑板上擦出细碎的响：“《少年中国说》不是文言文，是梁启超给中国写的‘成长日记’。他写这篇的时候27岁，比我现在还小两岁，站在日本东京的教室里，攥着笔杆儿发抖——他怕中国醒不过来，更怕中国的少年们醒不过来。”

讲到“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他忽然点了后排的陈默。陈默是我们班最闷的男生，平时连回答问题都要低头抠指甲，上周运动会却咬着牙跑完了三千米，冲线时校服领口全被汗浸黄了。“陈默，你跑最后一圈的时候，腿是不是沉得像灌了铅？”张老师笑着问。陈默的耳朵红了，挠着后脑勺说：“是，我都听见自己的喘气声了，像火车鸣笛。然后我想起我妈早上塞给我的煮鸡蛋——她跟我说，跑不动就喊‘加油’，我就喊了一嗓子，居然真的冲过去了。”

教室里爆发出笑声，张老师也笑：“这就是‘潜龙’啊——不是藏在水里不动，是把劲儿攒在骨头里，等著哪天能扑棱一下，腾起来。你们看陈默，平时不声不响，可跑起步来比谁都狠，这不就是‘鳞爪飞扬’？”

讲到“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坐在我斜前方的周阳忽然举手——这小子昨天还因为课间追着篮球跑，把走廊的花盆碰倒了。“老师，‘乳虎’是不是就像我这样的？”他举着课本，封皮上画了只歪歪扭扭的老虎，尾巴翘得比头还高。张老师凑过去看，居然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画得像！乳虎就得有这股子野劲儿——没长齐牙就敢吼，没学会走就想跑，等你哪天能把篮球投进筐不砸到篮板，就算得上‘啸谷’了。”全班哄笑，周阳摸着后脑勺，耳朵比陈默还红。

最让我难受的是讲到“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的时候。张老师放了段视频：去年郑州暴雨，一群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蹲在齐膝深的水里，把泡在水里的课本捞起来，放在高处晾干。镜头扫到个扎马尾的女生，脸上全是泥点，手里攥着本《少年中国说》，页边都泡皱了。“这姑娘是郑州师范的学生，”张老师说，“她跟我说，捞课本的时候，想起自己上初中时，书包被雨淋过，班主任把她的书抱到办公室，用暖风机吹了一下午。‘我那时候就想，等我长大，也要给别人吹一次书。’”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梧桐叶飘下来的声音。坐在我旁边的林晓掏出手帕，偷偷擦了擦眼睛——她妈妈是护士，疫情期间在隔离点住了一个月，回来时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我妈说，她第一次穿防护服的时候，闷得喘不过气，”林晓小声说，“可看见隔离区的小朋友举着画给她，就觉得什么都值了。”张老师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妈当年是‘少年中国’的娃，现在是‘少年中国’的肩膀；你现在是‘少年中国’的眼睛，等你长大，就是下一个肩膀。”

下课铃响的时候，张老师把那本蓝布包着的旧书翻开，指给我们看扉页上的字——是用钢笔写的，笔锋很挺：“1985年，我读《少年中国说》，哭了；2023年，我教《少年中国说》，还是想哭。”他合上书，蓝布皮上的褶皱像他眼角的细纹：“你们把课文背下来，不是为了考试，是为了有一天，当你们遇到难事儿——比如考砸了，比如累得想放弃，比如看见有人需要帮忙——能想起今天教室里的阳光，想起陈默跑圈的背影，想起周阳画的老虎，想起那个捞课本的姑娘。”

我收拾书包的时候，一片梧桐叶飘进来，落在我的课本上。叶脉像梁启超的笔锋，又像张老师的皱纹，更像我们摊开的掌纹——细细的，弯弯的，却藏着无限的力气。走出教室，卖煎饼的王阿姨在门口摆着摊，热气裹着香气飘过来，她举着铲子喊我：“小棠，要加肠不？今天的肠煎得焦焦的！”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零钱，忽然想起张老师说的“少年中国”。

原来它从来不是课本上的排比句，不是试卷上的简答题，是王阿姨煎饼锅里的热度，是陈默跑圈时的汗水，是林晓妈妈戴过的护士帽，是张老师那本包着蓝布的旧书，是我们写作业时蹭在脸上的钢笔印，是所有正在发芽的、正在生长的、正在热热闹闹活着的东西。

风里忽然飘来隔壁班的朗诵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我抬头看天，梧桐叶在阳光里翻着跟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