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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问题研究

一、引言

非法行医行为严重扰乱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侵害公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是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类型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非法行医罪，而犯罪主体的准确界定是认定该罪成立的核心前提。在司法实践中，随着医疗行业业态的多元化发展（如民营诊所、互联网医疗、乡村医疗服务等），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的认定逐渐出现诸多争议与疑难问题，例如“未取得医师资格”的具体认定标准、乡村医生的主体资格边界、医疗辅助人员能否成为该罪主体等。本文将围绕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的法律内涵、实践争议、理论分歧展开深入分析，并结合医疗行业（如眼科等专科诊疗领域）的具体场景，提出完善主体认定规则的建议，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推动非法行医罪的精准适用。

二、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的法律界定

（一）刑法条文的基础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条文表述可见，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被明确限定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这一表述是界定主体范围的核心依据，但“医生执业资格”的具体内涵需要结合配套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二）司法解释对主体范围的细化

为解决实践中“医生执业资格”认定模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范围进行了细化。其中，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行医解释》）是核心依据，该解释第一条明确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包括以下四类情形：

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

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

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的。

上述司法解释通过“列举+兜底”的方式，将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从“未取得医师资格者”扩展至“未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者”“被吊销执业证书者”等群体，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非法行医主体类型，为司法认定提供了基础标准。

三、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认定的实践疑难情形

（一）“医师资格”与“执业资格”的混淆问题

实践中，部分案件存在将“医师资格”与“医生执业资格”等同认定的误区，导致主体认定偏差。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资格”是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获得的从业资格（分为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而“医生执业资格”则是在取得医师资格后，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并在合法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的资格（需同时满足“资格+注册+机构合法”三个条件）。

例如，某案例中，行为人甲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但未完成注册，擅自开设诊所从事眼科诊疗活动（如验光配镜、白内障初步检查等），因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即使具备医师资格，仍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反之，若行为人仅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自身未取得医师资格，擅自开展诊疗活动（如雇佣无资格人员行医），则行为人作为医疗机构开办者，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对应《非法行医解释》第一条第二项）。

（二）乡村医生与基层医疗人员的主体认定争议

在我国农村地区，乡村医生是基层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但由于部分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监管不到位，乡村医生的主体资格认定成为非法行医罪适用的难点。根据《非法行医解释》第一条第四项，“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属于非法行医主体，但实践中存在以下争议点：

“乡村医疗活动”的范围界定：乡村医生的执业范围限于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若其超出范围开展专科诊疗（如眼科手术、妇科接生等），即使已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是否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例如，某乡村医生乙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后，擅自为村民开展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属于眼科二级手术），因该手术超出乡村医生的执业范围，且需具备眼科医师资格，乙应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临时替代诊疗行为的认定：在偏远地区，若持证乡村医生临时外出，由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亲属（如具备护理经验）临时处理感冒、腹泻等常见病，是否构成非法行医？对此，需结合“情节严重”的要件综合判断，若仅偶尔实施且未造成损害，一般不认定为犯罪主体；若长期替代行医或开展复杂诊疗，则可能被纳入主体范围。

（三）医疗辅助人员与“共同犯罪主体”的认定

医疗辅助人员（如护士、检验师、药剂师等）本身不具备独立诊疗资格，若其在非法行医活动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