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面临重大变革.pptVIP

2。民办教育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法律障碍修法以前，民办学校作为非营利组织，除了服务收费意外，难以获取发展资金（《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无法从金融机构融资；无法上市融资；民间借贷成本高风险大；3。影响民办教育行业格局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受到抑制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受到抑制非学历教育；营利性民办学校受到抑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重资产民办学校受到抑制轻资产民办学校；高收费民办学校受到抑制非高收费民办学校；低收费民办学校受到抑制大规模民办学校受到抑制实施分类管理需要“遵循国际惯例”吗？“遵循国际惯例”。在倡导分类管理（2）的人群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理由是“国际惯例”，这也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一种立法理念。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面临不同的现实发展需要，“国际惯例”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从来都只是一种选择性规范而不是强制性规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因为世界大部分国家选择私有制而选择私有制；我们也没有因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在高等学校中的非党化而放弃我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我们也没有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对私立教育有较大的财政资助而对民办学校提供普遍的财政资助（国发【2015】67号文件发布以后情况有变化）。事实上，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虽然我们积极倡导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但并没有形成遵循“国际惯例”的立法准则，因此，在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中要求遵循“国际惯例”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只有分类管理（2）才能实施差别扶持吗？与“国际惯例”相比，“差别扶持”不但是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立法理念，而且也是在《民促法》修法中一个已经得到体现的立法准则，这一点从分类管理（2）的制度设计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讨论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学术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证：对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同样的政策扶持，既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形成和体现民办教育的公益精神；如果不对民办学校进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清晰区分，政府就无法加大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财政资助和政策扶持，因为在分类管理（1）的制度框架中，政府的财政资助有可能就成了举办者的“合理回报”。“差别扶持”并不是公共财政的普遍准则，如公办学校拨款；政府对民办学校提供基于学生人数的普遍资助比任何其他理由的差别扶持都更加合情合理。而且对于选择民办学校的家长和学生而言，他们并不关心举办者是否营利，他们关心的是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是否质价相符，其实这也是人们在市场交易中遵循的普遍准则。至于政府的财政资助成为举办者的“合理回报”，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在其他产业领域的所有减免税政策做的不都是同一件事情吗？“减值型差别扶持”与“增值型差别扶持”唯一理由：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国家法制统一原则”是指在国家的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必须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最高法律准则的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各种法律规范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不同位阶的法律之间，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地方性法规服从法律和行政法规，一切法律服从宪法；第二，在位阶相同的法律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之间，对同一种行为的法律规范不能相互冲突。就本问题而言，虽然国家对非营利组织并没有专门立法，但在《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最近通过的《慈善法》等法律文件中都有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如果采纳“温州试点”方案中关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相关规范，将会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关于非营利组织定性的法律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理论上不排除在非营利组织定性上调整其他法律规范或创立新的法律规范的可能性，但由此产生的立法和修法成本已经使其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分类管理（2）就成为在接受和认可“营利性民办学校”这一重大观念与制度创新之后，对民办学校实施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时与“国家法制统一原则”不矛盾的唯一选择。过渡性分类与终结性分类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实施分类管理（2）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策导向是“让教育回归公益”（国王的归国王，凯撒的归凯撒），借助于保障“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在教育领域的落实，完成了民办教育新的制度框架设计和路径选择。它与民办教育界期盼的更加宽松友好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和政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对民办教育新的战略定位——“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之间都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在新形势下促进民办教育发展需要新的政策设计思路。实施分类管理（2）以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