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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中的情绪与决策偏差研究

引言

传统金融学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石，认为投资者能基于充分信息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但现实中，股市的非理性暴涨暴跌、散户频繁交易导致亏损、“追涨杀跌”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用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兴起。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引入金融研究，关注“真实的人”在决策中的非理性特征。其中，情绪作为人类行为的核心驱动因素，与决策偏差的关联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将围绕情绪如何影响决策、常见的情绪驱动型偏差类型、情绪与偏差的交互机制展开探讨，最终揭示这一研究对投资者行为优化与市场健康发展的意义。

一、情绪在金融决策中的基础作用机制

（一）情绪的分类与金融场景的映射

情绪是个体对内外刺激的主观体验与生理反应的综合，可分为积极情绪（如乐观、兴奋）与消极情绪（如恐惧、焦虑），还存在更复杂的混合情绪（如后悔、希望）。在金融决策中，这些情绪并非随机出现，而是与具体场景强关联：当市场连续上涨时，投资者易产生“赚钱效应”带来的乐观情绪；当持仓亏损扩大时，恐惧情绪会逐渐蔓延；看到他人盈利而自己踏空时，后悔情绪可能驱动非理性追高。

神经科学研究为情绪的生理基础提供了证据：大脑的边缘系统（如杏仁核）负责情绪的快速处理，而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分析。在高情绪唤醒状态下（如市场剧烈波动时），边缘系统会抑制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导致投资者更依赖直觉而非逻辑分析。例如，当个股突然涨停时，杏仁核的“奖励反应”会快速激活，促使投资者忽略基本面分析而选择追入。

（二）情绪的时间维度：即时情绪与预期情绪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可分为即时情绪与预期情绪两类。即时情绪是决策时当下的情绪状态，如因早盘市场暴跌产生的恐慌；预期情绪则是对未来结果的情绪预判，如担心踏空牛市而产生的焦虑。

即时情绪的作用具有“短视性”。实验经济学中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变体研究显示，当投资者因前一笔交易亏损而处于愤怒状态时，更可能拒绝合理的投资组合建议，选择高风险赌博式操作。这种“情绪溢出效应”会导致决策偏离理性框架。

预期情绪则通过“情绪预测”影响决策。人们常高估某一结果带来的情绪强度与持续时间：投资者可能认为“如果买入某热门股涨停，会获得极大满足”，但实际盈利后的兴奋往往比预期短暂；同理，对亏损的恐惧会被放大，导致投资者过早卖出盈利股以避免未来可能的“遗憾”。这种对情绪的错误预测，直接导致决策偏差。

二、情绪驱动的典型决策偏差类型

（一）过度自信：乐观情绪的膨胀陷阱

过度自信是最常见的决策偏差之一，表现为投资者高估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判断准确性及控制风险的能力。其背后的情绪推手是乐观情绪的累积。例如，当投资者连续几次短线交易盈利后，“成功经验”会强化乐观情绪，认为“自己能精准预测市场”，从而加大杠杆或扩大交易频率。

心理学中的“控制幻觉”实验为此提供了佐证：在模拟炒股游戏中，允许参与者自主选择股票代码的人，即使收益与随机分配组无差异，也会认为自己的选择更优。这种“我能控制结果”的错觉，本质是乐观情绪对理性评估的干扰。现实中，新股民常因初期小赚而过度自信，最终在市场调整中遭受更大损失，正是这一偏差的典型表现。

（二）损失厌恶：恐惧情绪的放大效应

损失厌恶指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同等收益，即“损失100元的痛苦＞获得100元的快乐”。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的研究表明，这种敏感度差异约为2:1。恐惧情绪是损失厌恶的核心驱动：当持仓出现浮亏时，投资者的杏仁核会被激活，产生“避免损失”的强烈动机，甚至愿意承担更高风险以“回本”。

典型表现是“处置效应”：投资者更倾向于卖出盈利股（锁定收益），而长期持有亏损股（避免确认损失）。例如，某投资者买入A、B两股，A涨10%、B跌10%，多数人会选择卖出A，继续持有B。但统计显示，被卖出的盈利股后续可能继续上涨，而被持有的亏损股可能进一步下跌，最终导致整体收益受损。这种决策本质是恐惧情绪主导下的“风险偏好反转”——面对收益时风险厌恶，面对损失时风险寻求。

（三）锚定效应：初始情绪的路径依赖

锚定效应指人们在决策时过度依赖初始信息（“锚”），后续判断被该信息限制。在金融场景中，“锚”可能是股票的历史最高价、买入成本价，或媒体报道的“专家预测值”。初始接触这些信息时产生的情绪（如对“历史高点”的向往、对“买入成本”的在意）会形成心理定式，影响后续决策。

例如，某股票曾涨到200元，后跌至100元，投资者可能因“曾经到过200元”的锚定，认为“现在100元很便宜”而买入，却忽略公司基本面已恶化的事实。这种锚定情绪会导致投资者忽视新信息，陷入“价格回归”的幻想。实验显示，当被问及“某股合理价位”时，先看到“150元”的参与者给出的估值，显著高于先看到“80元”的参与者，证明锚定情绪对判断的直接影响。

（四）从众心理：群体情绪的传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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