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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搬迁房产权属争议

引言

扶贫搬迁作为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关键举措，通过“挪穷窝、换穷业”的方式，帮助数以千万计的贫困群众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束缚，实现了生产生活条件的根本性改善。然而，随着搬迁群众逐步融入新社区，一个长期被忽视却影响深远的问题逐渐凸显——搬迁安置住房的产权归属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群众的财产权益保障，更关系到搬迁成果的稳定性和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从政策文件的模糊表述到基层实践的操作差异，从搬迁户的权益诉求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扶贫搬迁房产权属争议已成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扶贫搬迁房产权属争议的具体表现

（一）政策表述的模糊性与理解分歧

我国扶贫搬迁政策体系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以中央指导文件为核心、地方配套政策为补充的制度框架。但在产权界定这一关键问题上，政策表述普遍存在“重安置、轻确权”的特征。例如，部分早期政策文件仅提及“保障搬迁群众居住权益”“确保住得下、稳得住”，对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核心权能未作明确界定；后期虽有文件提出“探索完善安置住房产权制度”，但“探索”“完善”等表述仍缺乏具体操作指引。这种模糊性直接导致不同主体对政策的理解产生分歧：基层干部倾向于将“居住权”等同于“实际占有权”，认为搬迁房本质是“保障性住房”；而搬迁群众则从传统产权观念出发，更关注“能否拿到房产证”“能否继承或转让”等实质权利。

（二）实践操作中的地区差异与标准混乱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搬迁类型多样（包括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避险搬迁等），不同地区在安置住房产权登记上的做法差异显著。在一些以国有建设用地为安置用地的地区，搬迁房可能被登记为“划拨性质商品房”，但明确标注“限制交易”；在以集体建设用地安置的地区，部分地方将产权登记在村集体名下，搬迁户仅持有“使用权证”；还有一些地方因历史遗留问题或登记系统不完善，长期未开展产权登记工作，导致搬迁房处于“产权悬空”状态。这种“一地一策”甚至“一村一策”的操作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争议。例如，同一省份内相邻两个县，A县搬迁户持有注明“10年内不得转让”的不动产权证书，B县搬迁户则仅有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两地群众对比后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三）权利主体的多元诉求与利益冲突

扶贫搬迁房涉及的权利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主要包括搬迁户、原迁出地集体经济组织、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地方政府。搬迁户作为住房的实际使用者，核心诉求是“明确产权归属，保障财产权益”，尤其关注房屋能否作为资产用于抵押融资、能否由子女继承等问题；原迁出地集体经济组织则可能主张，搬迁户已退出原宅基地和承包地，安置住房的土地权益应与原集体脱钩；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可能认为，安置用地属于本集体所有，搬迁户仅能获得有限的居住权；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实施主体，更倾向于通过模糊产权降低安置成本、避免后续纠纷。这些主体的诉求差异，在具体案例中往往演变为直接的利益冲突。例如，某搬迁社区部分群众试图将房屋出租获取收益，迁入地村集体以“产权未明晰”为由禁止出租，双方矛盾持续发酵。

二、扶贫搬迁房产权属争议的成因分析

（一）政策设计的目标导向与制度留白

扶贫搬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快速解决贫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这一目标导向使得政策制定时更关注安置进度、住房质量等显性指标，对产权制度这类需要长期考量的隐性问题重视不足。早期政策文件为加快推进搬迁工作，有意弱化产权界定的复杂性，将“住有所居”作为首要任务，客观上造成了制度留白。此外，搬迁安置涉及土地、住建、民政、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不同部门在政策衔接上存在空隙。例如，自然资源部门关注土地性质（集体/国有），住建部门负责房屋登记，农业农村部门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权益，但缺乏跨部门的产权界定协调机制，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各管一段”的现象。

（二）法律体系的衔接不畅与解释空间

从法律层面看，扶贫搬迁房产权争议本质是新型安置模式与现有法律体系的衔接问题。我国《民法典》《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对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保障性住房等产权界定有明确规定，但扶贫搬迁房具有特殊性：其土地来源可能是国有划拨、集体建设用地或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房屋性质介于“保障性住房”与“私有财产”之间，现有法律未对这一特殊类型作出专门规定。例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仅限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但搬迁户可能来自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其安置住房的土地权益如何界定缺乏法律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强调“物权法定”，但扶贫搬迁政策中“长期使用权”“有限产权”等概念未被法律明确认可，导致实践中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明确产权。

（三）基层执行的能力局限与现实困境

基层政府在执行搬迁政策时，面临着“既要快速完成任务，又要处理复杂产权问题”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脱贫攻坚期间任务重、时间紧，基层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