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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法律对策

引言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在促进就业、推动创新、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中小企业贡献了超半数的税收、超七成的技术创新成果和超八成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融资难、融资贵”长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核心痛点——从初创期的资本注入，到成长期的规模扩张，再到转型期的技术升级，资金缺口始终如影随形。这种困境既源于中小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弱、财务信息不透明等内在局限，也与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不均衡、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解决融资难题，需多管齐下，但法律作为调整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稳定器”，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流动，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抓手。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关联

（一）融资难的典型表现

中小企业融资难集中体现在“渠道窄、成本高、门槛高”三个维度。从融资渠道看，间接融资（银行贷款）占比超七成，但银行基于风险控制偏好，更倾向于向大型企业或有足额抵押的企业放贷，中小企业因缺乏不动产抵押、信用记录不足等原因，常被挡在信贷门外；直接融资（股权、债券）占比不足两成，主板、创业板上市条件严苛，中小企业难以满足连续盈利、股本规模等要求，而私募股权、债权融资又面临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等法律限制，市场活跃度低。从融资成本看，中小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大型企业高2-3个百分点，若通过担保公司增信，还需额外支付2%-5%的担保费，叠加隐性财务顾问费等，综合成本常超10%，远超其平均利润率。从融资门槛看，银行普遍要求“强担保+严风控”，而中小企业资产多为存货、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轻资产，传统担保制度难以覆盖，导致“有资产无担保”的矛盾突出。

（二）法律制度对融资困境的影响机制

法律作为金融市场运行的底层规则，直接影响资金供需双方的行为选择。一方面，担保物权制度决定了企业可用于融资的资产范围和担保效力。例如，现行法律对动产担保登记的分散规定（如应收账款质押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设备抵押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导致银行核实担保物权属的成本高、效率低，进而降低放贷意愿；另一方面，信用法律体系决定了金融机构获取企业信用信息的便利性和准确性。若企业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市场监管、司法等多个部门，且缺乏统一的归集、共享机制，金融机构难以全面评估风险，只能通过提高抵押要求或利率覆盖不确定性。此外，直接融资领域的法律限制（如《证券法》对债券发行主体的净资产、信用评级要求），也人为抬高了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

二、融资难背后的法律障碍剖析

（一）担保法律制度的局限性

《民法典》虽已构建较为完善的担保物权体系，但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仍存在不足。其一，担保物范围仍显狭窄。尽管法律允许应收账款、知识产权、存货等动产作为担保，但实践中银行更认可不动产，原因在于动产价值波动大、处置难度高，而法律对动产担保的登记公示、价值评估、处置流程缺乏细化规则。例如，知识产权质押需经过评估、登记、质押登记等多环节，且市场流通性差，银行处置时易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其二，担保登记系统分散。目前我国动产担保登记涉及10余个部门，各系统间数据不互通，银行需逐一查询，增加了尽调成本。其三，流质条款限制过严。《民法典》禁止流质条款（即债务到期未清偿时，担保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虽保护了债务人利益，但也限制了担保权实现效率，银行更倾向于选择变现能力强的不动产担保。

（二）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健全

信用信息的“信息差”是融资难的重要诱因。现行《征信业管理条例》虽确立了征信市场的基本框架，但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信息采集范围有限。目前央行征信系统主要覆盖银行信贷信息，而税务、社保、水电缴费等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替代数据”未全面纳入，导致中小企业“信用画像”不完整。二是信息共享机制不畅。各政府部门（如市场监管、税务、法院）掌握的企业信用数据分属不同系统，跨部门查询需层层审批，金融机构难以高效获取“全量信用信息”。三是信用修复机制缺失。部分中小企业因历史违约记录被列入“黑名单”，但缺乏明确的信用修复路径，即使后续经营改善，仍难以重新获得融资机会。

（三）直接融资渠道的法律限制

直接融资是中小企业拓宽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但法律制度的制约尤为明显。在股权融资领域，《证券法》《公司法》对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连续盈利记录、信息披露要求等规定，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排除在主板、创业板之外；而区域性股权市场（“四板”）虽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但《证券法》未明确其法律地位，导致市场认可度低、流动性差。在债权融资领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要求发行主体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或6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且需信用评级，中小企业难以满足；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虽为创新品种，但法律对联合发行主体的责任分担、风险隔离规定模糊，投资者顾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