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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的西北战局与阿拉善蒙古

阿拉善蒙古，清代又称“阿拉善额鲁特蒙古”，主要成员为额鲁特蒙古中和硕特部属众，游牧地在阿拉善一带，故而得名。阿拉善蒙古形成之时，正是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交锋与重组的时期。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阿拉善蒙古的动向及最终的政治归属牵动着包括清政府在内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并对当时的战争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阿拉善蒙古与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的复杂关系

阿拉善蒙古形成于17世纪后半叶，康熙十五年(1676)，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先后攻袭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与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楚琥尔乌巴什被囚，鄂齐尔图被杀。[1]准噶尔部势力的膨胀，导致一些不甘忍受噶尔丹统治的鄂齐尔图与楚琥尔乌巴什的旧属纷纷逃离原游牧地，这些旧属即成为其后形成的阿拉善蒙古的基本成员。其中，以和罗理为首的和硕特部余众逐渐成为这些零散势力的中心力量。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为其划定宁夏、甘州边外的阿拉善地区作为游牧地，[2]阿拉善蒙古得以形成。

和罗理最初率部众由天山北路一带向东南方向移动，“逃至沿边，抵达甘、凉、肃等州边境”。[3]不久，又“率众徙牧大草滩”。[4]但这里并非和罗理等人的目的地，他们的意图是向青海北部移动。康熙十七年(1678)，“和罗理遣使至靖逆将军所，称避乱赴青海”。[5]由于和罗理与青海和硕特蒙古具有亲缘关系，[6]青海方面也愿意与和罗理等人联合。但是清政府并不支持和罗理借路内地前往青海的请求，[7]加之和罗理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因此打消了青海之行的念头，一面“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为防御计”，一面率部北迁，“徙牧额济纳河界”。[8]不久，噶尔丹果然兴师动众，率兵远征青海。但由于和罗理等人的情报使青海和硕特部事先做好了防备，清政府闻讯后也当即命令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整饬我军，严加防护”，[9]这些预防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噶尔丹向青海扩张，加之噶尔丹内部“从者异志”，[10]噶尔丹被迫中途撤兵。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噶尔丹忙于向天山南路等处扩展势力，暂时停止了追击和罗理等人的行动，为西北其他政治势力试图联合这部分和硕特部属众提供了契机。喀尔喀蒙古墨尔根汗额列克之妻与鄂齐尔图之妻是姐妹，在噶尔丹攻袭鄂齐尔图之时，额列克的孙子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就曾出兵救援鄂齐尔图，但没有来得及，为此与噶尔丹结下仇怨。[11]康熙二十一年(1682)，最初逃往西藏的鄂齐尔图之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徙牧布隆吉尔，察珲多尔济立即与他开始了密切往来，并将女儿嫁给他，旨在结成一个防御噶尔丹的联盟。[12]这次联姻对于当时的局势有着直接影响，清政府对这次联姻的评论恰好能够说明这一点。康熙在一上谕中指出:“今闻衮布喇卜坦(即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笔者)取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两处互相犄角。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欲以兵向衮布喇卜坦、巴图尔济农(即和罗理———笔者)，则恐喀尔喀土谢图汗蹑其后;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衮布喇卜坦等蹑其后。”[13]可见，清政府对两者之间的这次联姻十分重视，认为这将对噶尔丹形成不利的局面:由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土谢图汗结成了联盟，双方相互接应配合，噶尔丹向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受到滞碍，因为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来自背后的威胁。应该说，清政府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很显然清政府也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土谢图汗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的联姻也引起了噶尔丹的忌恨，并成为噶尔丹在几年后攻击土谢图汗的一个借口。

康熙二十六年(1687)，噶尔丹开始插手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纷争，并且由于“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尝助鄂齐尔图，且以女妻鄂齐尔图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14]在其进行了充分准备后，于次年五月引兵三万进攻土谢图汗，西北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土谢图汗与噶尔丹之间的冲突不但很快引起了准噶尔部和清朝之间的战争，同时其他政治势力集团也试图利用这次机会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阿拉善蒙古处于这样一种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阿拉善蒙古的力量虽然不是很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颇具战略意义:西北部是噶尔丹的势力，东北部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西面是刚刚崛起的策旺阿喇布坦，东面和南面则是清政府集结的军事力量。哪一方控制了阿拉善地区的蒙古各部，都将在以后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增加一个很有分量的祛码。因此，这几方势力都对阿拉善蒙古进行了积极争夺。

出于对噶尔丹栽祖夺地之仇的愤恨，以及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之间新近结成的姻戚关系，阿拉善蒙古对土谢图汗的支持是不难理解的。在土谢图汗准备与札萨克图汗沙喇、噶尔丹兵戎相见时，先行通知了罗卜藏衰布阿喇布坦。罗卜藏衷布阿喇布坦得到消息后，立即自阿拉善发兵，积极地配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带兵深人准噶尔腹地额林哈毕尔嘎一带，俘获了部分准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