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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通投标罪认定标准及案例

引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招标投标制度是保障资源优化配置、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机制。然而，部分市场主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围标”“串标”等手段破坏这一制度，不仅损害其他投标人权益，更扰乱了市场秩序。串通投标罪作为《刑法》中规制此类行为的重要罪名，其准确认定对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市场公平具有关键作用。本文将围绕串通投标罪的认定标准展开系统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说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逻辑，为理解该罪名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

一、串通投标罪的法律依据与立法目的

（一）法律依据体系

串通投标罪的法律规制以《刑法》为核心，辅以《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形成“刑事+行政”的立体规制体系。《刑法》第223条明确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条款直接明确了该罪的构成要件与刑罚幅度。

同时，《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刑事规制提供了行政法衔接依据。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进一步细化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如“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等，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引。

（二）立法目的解析

立法者设立串通投标罪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招标投标的本质是通过竞争机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若投标人或招标人为获取不当利益而串通，将导致竞争机制失效：一方面，其他投标人失去公平参与机会，其合法权益直接受损；另一方面，招标人可能因虚假竞争支付不合理高价或接受低质服务，国家、集体利益（如政府采购项目）也可能受到侵害。此外，串通投标行为破坏市场信用体系，长期将削弱市场主体对招标投标制度的信任，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刑事手段规制此类行为，既是对个体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市场整体秩序的维护。

二、串通投标罪的认定标准

明确法律依据后，需进一步掌握该罪名的具体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通常从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行为、犯罪客体四个要件综合判断，四者缺一不可。

（一）犯罪主体：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的结合

串通投标罪的主体包括两类：一是“投标人”，即参与投标竞争并希望中标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二是“招标人”，即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活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可能存在“双向主体”情形：例如，投标人之间串通时，主体仅为投标人；若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则双方均为主体。此外，招标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等第三方主体，若与投标人或招标人共同实施串通行为，可构成共同犯罪。

例如，某工程招标中，招标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受投标人委托，向其泄露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此时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与投标人构成共同犯罪，均属于本罪主体。

（二）主观方面：直接故意的核心特征

本罪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串通行为会损害他人利益或破坏市场秩序，仍积极追求或放任该结果发生。需注意区分“故意”与“过失”：若投标人因疏忽大意误报报价，或招标人因工作失误泄露标底，均不构成故意，不成立本罪。

司法实践中，认定“故意”通常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例如，投标人之间频繁的书面沟通（如邮件、聊天记录）、资金往来（如“陪标费”转账）、一致的投标文件异常（如技术参数完全复制、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等，均可作为证明“主观故意”的证据。

（三）客观行为：两类典型串通模式

本罪客观行为表现为“串通投标”，具体可分为两种模式：

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横向串通）：指两个以上投标人协商一致，通过约定由特定投标人中标、统一报价、限制竞争等方式，排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例如，甲、乙、丙三家公司约定由甲公司投标，乙、丙公司分别以高于甲公司的报价“陪标”，确保甲公司中标，即属于典型的横向串通。

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串通（纵向串通）：指投标人与招标人通过泄露标底、量身定制招标文件、差别对待评标等方式，使特定投标人获得竞争优势。例如，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仅某投标人能满足的技术参数（如“需使用某型号专利设备，且该专利仅由A公司持有”），或在评标时对A公司的技术方案给予额外加分，均属于纵向串通。

（四）犯罪客体：双重法益的侵害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招标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主要客体），也包括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或国家、集体的合法利益（次要客体）。需注意的是，即使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只要串通行为足以破坏竞争秩序（如多个投标人协商一致排除其他潜在竞争者），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