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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交易行为的法律界定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市场交易形态日益多元，从传统的线下商品买卖到线上直播带货、平台促销，交易模式的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违规行为。其中，虚假交易行为因其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成为扰乱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无论是电商平台中“刷单炒信”的黑色产业链，还是直播场景下“买流量、造数据”的虚假繁荣，本质上都是通过人为制造交易假象误导消费者决策、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法律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底线规则，对虚假交易行为的精准界定既是打击违法行为的前提，也是保障合法经营主体权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关键。本文将围绕虚假交易行为的法律界定展开系统分析，从基础概念、法律特征、认定标准到责任体系，层层递进探讨其法律边界。

一、虚假交易行为的基础概念与立法演进

（一）虚假交易行为的核心内涵

虚假交易行为是指市场主体以虚构交易事实、伪造交易数据或误导性展示交易信息为手段，意图营造商品或服务受欢迎、质量优良的假象，从而获取竞争优势或不当利益的行为。其核心在于“虚假性”——即交易行为缺乏真实的交易意图或交易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例如，商家自行或委托他人购买自家商品后“空包裹”发货，随后给予好评；直播主播通过购买“水军”刷观看量、点赞数，制造“万人围观”的虚假场景；平台为提升数据排名，与入驻商家联合虚构交易订单等，均属于典型的虚假交易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虚假交易与正常促销活动存在本质区别。正常促销如限时折扣、满减活动，其交易目的是通过价格优惠吸引真实消费者，交易过程中商品或服务的交付、资金流转均真实发生；而虚假交易的“交易”仅是形式，核心是制造数据假象，交易双方并无实际履约意图（如“空包裹”不发货、不退货仅刷单）或履约内容与宣传严重不符（如用低价商品替代高价商品刷单）。

（二）我国相关立法的发展脉络

我国对虚假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伴随市场经济发展逐步完善。早期立法主要针对传统市场中的虚假宣传行为，如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虽未直接提及“虚假交易”，但为后续规制提供了基础。

随着互联网经济兴起，虚假交易行为呈现规模化、专业化特征，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将规制范围扩展至信息真实性要求。2018年《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进一步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虚构交易”的违法性，并将责任主体扩展至电商平台经营者。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针对数字经济特点新增“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规定，将“组织虚假交易”行为单独规制，形成对“实施者”与“帮助者”的双向约束。

二、虚假交易行为的法律特征分析

（一）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与关联性

虚假交易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直接实施虚假交易的经营者（如商家），还涉及为其提供帮助的第三方主体，形成“实施—协助”的关联主体链。具体包括：

主行为主体：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如网店店主、直播商家），其通过自行刷单、购买虚假流量等方式直接制造虚假交易数据；

协助行为主体：为虚假交易提供技术、资源支持的主体，如专门从事刷单的“刷手”团队、提供虚假流量的技术公司、为虚假交易提供资金流转通道的支付平台（明知或应知交易虚假仍提供服务）；

平台主体：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若未履行审核义务，或明知、应知平台内经营者存在虚假交易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如删除虚假订单、限制流量），则可能因“未尽管理责任”成为责任主体。

（二）主观故意的明确性

虚假交易行为的主观要件需满足“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制造虚假交易数据、误导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仍积极追求或放任该结果发生。实践中，判断“故意”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行为人与协助方存在明确的“委托—服务”合意（如商家与刷手签订“刷单协议”）；二是交易行为不符合正常商业逻辑（如同一账号短时间内大量购买同一商品且无退货、差评）；三是行为人对交易虚假性有认知（如商家在内部聊天记录中明确要求“刷1000单提升排名”）。若因系统错误、数据统计偏差等非主观原因导致交易数据失真，则不构成虚假交易行为。

（三）客观行为的多样性与隐蔽性

虚假交易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随技术发展不断演变，常见类型包括：

虚构交易订单：通过“自买自卖”或与第三方“对刷”生成虚假订单，订单金额、收货地址等信息均为伪造，实际无商品交付或仅寄送“空包裹”；

伪造用户评价：在虚假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