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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两堵“不可触碰的承重墙”工会组织与执照阶层

美国是近代史上最早将行政权力关进笼子、最早把资本纳入反垄断框架的国家之一。官员可以轮替，企业可以拆分，于是系统性监督成为可能。

然而在这套看似完备的制度背后，潜藏着两股力量，它们既不在宪法中明示，也不受三权分立体系约束，更不同于普通资本形态，却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不断发展、逐渐固化、难以撼动：

1）工会阶层，

2）执照阶层（如医生、律师等专业行会）。

它们已然成为美国政治生态中的“不可治理层”。制度越成熟，它们反而越难动摇。

一、制度真正的“不可治理层”美国之所以能监督官员，是因为官员可替换；之所以能制约资本，是因为企业可拆分、可被罚至破产。然而，工会与执照阶层却几乎不受制衡，因为它们共享三个结构性特质：不可替代、不可分割、不可惩罚。动它们，无异于动摇社会运行的底盘。工会一旦罢工，学校、港口、公交乃至警力系统都可能停摆；执照阶层一旦断供，医疗、诉讼、税务等关键链条也会瞬间瘫痪。它们并非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而是制度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副产物。它们在制度的盲区中悄然生长，直至壮大到无人能撼动的地步。

二、工会：从未真正解决的“社会主义残留”美国的工会并非自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物，而是20世纪初对社会主义浪潮的“控制性让步”。当时，美国面临双重压力：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煤矿、铁路、钢铁等行业）的激进化。进步主义时代达成的妥协是：禁止成立“劳工党”，但允许工会拥有强大的集体行动权。于是，美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制度畸形体：工人没有独立政党，却拥有足以“让社会停摆”的组织能力。一次港口工会大罢工，就能让美国供应链崩溃。公共部门更加恶劣，教师工会抵制绩效考核，为不合格教师提供终身保障；警察工会削弱独立问责机制；公共部门工会甚至能直接影响地方选举，罢免与其对立的市长或州长。这不是简单的“腐败”，而是制度力学的必然结果：不可替代=不可惩罚=不可治理。工会的力量，从来不取决于工人数量，而在于其握有“让社会停摆”的核按钮。

三、执照阶层：制度催生的专业寡头执照阶层的崛起，并非源于他们主动“争权夺利”，而是制度将风险与责任全面外包给他们，导致准入门槛被严控、总量被人为限制，最终形成垄断性保护。其核心驱动力在于：责任不可逆。一旦出现事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而这一责任最终必须由不可替代的自然人承担。

1.医疗：风险外包+准入垄断的极致美国医疗费用高昂，并非技术成本高，而是“零差错”责任的代价高昂，叠加执照准入的严格限制。任何医疗事故都可能引发数百万美元的赔偿诉讼，导致责任保险、合规流程、编码系统等层层加码。医生从“技术服务者”转变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更关键的是，美国医学会（AMA）通过影响医学院认证、住院医师名额（residencyslots）和执业范围法规，长期控制医生总量。AMA坚决维护“非医生不得独立执业”的原则，阻碍护士从业者（NP）和医师助理（PA）扩大执业范围，进一步锁死供给。执照准入的限制，本质上是一种垄断保护：总量被控制，价格自然居高不下。于是，医生成为制度中不可替代、不可降低门槛的“硬壳”。

2.律师：复杂制度的“内置租金机”美国法律体系高度依赖律师而非法官，依赖诉讼而非行政程序。法律越复杂，诉讼越频繁，律师就越成为“解锁制度复杂性”的唯一钥匙。美国律师协会（ABA）长期阻挠法学院扩招、限制外州律师跨州执业、抵制法律AI软件及非律师提供基础法律服务。结果是，美国律师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律师的20倍，而穷人则根本打不起官司。你无法让AI软件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律师这一阶层注定难以被替代。

四、ATT的启示：美国能拆分资本，却动不了承重墙美国反垄断史上最经典的案例，是1982年拆分ATT。当时，ATT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垄断企业，但司法部能够拆分它，因为它满足三个条件：可分割（拆分为地区公司）、可监督（公司是法律拟制实体）、可替代（电话服务可被竞争者提供）。这就是资本的本质：资本是“虚构体”，可以被规制。但你能拆分ATT，却无法拆分教师工会；你能制约Google，却制约不了律师协会；你能处罚制药企业，却无法惩罚整个医生系统，因为执照阶层的准入限制，让新竞争者根本无法入场。工会与执照阶层，已成为美国体制中不可拆卸的“承重墙”。

五、为什么民主制度无法治理这两类结构民主制度只擅长治理两类对象：权力（官员）与资本（企业）。只要对象可替换、可拆分、可处罚，制度就能发挥作用。但工会与执照阶层属于第三类：社会承重结构。承重墙不能拆，拆则大厦将倾。美国制度对它们的态度，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