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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工商业立法与市场秩序研究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城市格局的突破（如坊市制度瓦解）以及海外贸易的繁荣，工商业逐渐从“末业”向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转变。这一背景下，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出现松动，政府通过系统性的立法手段规范工商业活动，构建起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秩序。从《宋刑统》到各类敕令、条例，宋代工商业立法既继承了唐律的基本框架，又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创新，形成了涵盖市场准入、交易规则、税收管理、行业自治等多维度的法律体系。研究这一时期的立法实践，不仅能揭示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更能为理解传统社会治理智慧提供重要视角。

一、宋代工商业立法的历史背景与驱动因素

（一）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社会分工的细化

宋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如占城稻的推广、农具改良）使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转向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手工业方面，纺织、制瓷、矿冶、造船等行业规模扩大，出现了“机户”“窑户”等专业化生产群体；商业领域，城市中“草市”“墟市”星罗棋布，汴京、临安等大都市的商铺数量突破万计，甚至出现了“早市”“夜市”交替经营的全天候市场。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商品流通的加速，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来规范交易行为、界定利益边界，这是工商业立法最根本的经济动因。

（二）社会需求：商人阶层崛起与利益矛盾凸显

中唐以后，“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逐渐松动，商人通过财富积累获得了更多社会话语权。北宋时期，商人子弟可参加科举考试，部分大商人甚至与士大夫阶层联姻，形成“儒商”群体。然而，商人阶层的壮大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一方面，部分商人为逐利而囤积居奇、以次充好，破坏市场公平；另一方面，地方官员随意征收“苛捐杂税”、强买强卖的现象屡见不鲜，商人权益缺乏制度保障。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初年曾出现“诸州津渡，吏卒邀阻商旅，规求货财”的情况，此类矛盾倒逼政府通过立法平衡各方利益。

（三）政策调整：从“抑商”到“惠商”的治理理念转变

宋代统治者虽未完全放弃“重农”传统，但对商业的态度明显缓和。宋太祖曾下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要求公开商税标准；宋太宗提出“通商惠工”的政策导向，强调“开禁宽征，以惠黎庶”。这种理念转变体现在立法层面，即从单纯的“抑制”转向“规范与保护并重”。例如，针对唐代“市坊分离”制度对商业的限制，宋代通过立法逐步允许商铺临街开设，打破空间桎梏，这本质上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主动适应。

二、宋代工商业立法的核心内容与制度设计

（一）市场准入与主体规范：明确经营资格与权利义务

宋代对工商业主体的管理呈现“宽准入、严监管”的特点。一方面，除涉及国家战略的盐、茶、酒等商品实行专卖（“禁榷”）外，普通工商业者只需向官府登记“占籍”即可获得经营资格，无需繁琐审批。例如，《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商税院，给印税历，听于所至州军请纳。”即商人领取官方发放的“税历”（纳税凭证）后，可在各地合法经营。另一方面，法律对特殊行业设置准入限制，如经营医药需通过“太医局”考核，确保从业者具备专业能力；经营邸店（仓库兼旅店）需由本地富户作保，防止利用场所从事非法活动。

（二）交易规则与契约制度：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为减少交易纠纷，宋代立法对契约形式、标的质量、价格确定等作出详细规定。首先，明确契约的法定形式，要求土地、房屋、大额商品交易必须签订“文契”，并经官府“印押”（加盖公章）方为有效，否则视为无效交易。其次，严格规范商品质量，《宋刑统·杂律》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所谓“行滥”指以次充好，“短狭”指尺寸不足，违者不仅受刑，还需按获利金额追究责任。此外，针对“欺行霸市”行为，法律禁止“牙人”（中介）与商人勾结操纵价格，规定“诸牙人，每月赴官置历，开坐某日与某人交易某物，估价若干”，要求中介如实记录交易信息，接受官府监督。

（三）税收管理与财政调控：平衡国家与商人利益

商税是宋代财政的重要来源，宋神宗时期商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超过30%。为避免“苛税伤商”，立法对商税征收范围、税率、减免条件作出明确界定。首先，划定征税对象：行商（流动商人）缴纳“过税”，税率2%；坐商（固定店铺）缴纳“住税”，税率3%；此外，对农产品、日用品等生活物资实行免税或低税，如“谷、米、麦、面、柴、炭、鱼、蔬、果之属，民间日用所需，不得收税”（《宋会要辑稿·食货》）。其次，规范征收程序：要求税吏在市场入口公示“税则”，不得私设关卡或重复征税；商人缴纳税款后，官府需出具“税钞”作为凭证，若遇重复征税可凭钞申诉。最后，设立税收减免政策，如灾荒时期减免商税以促进物资流通，对新开业商户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优惠，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