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史料集锦史料集锦史料集锦.docxVIP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史料集锦

资源1：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是指学术上不同的流派开展自由讨论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局面是在战国时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首次记录了这一历史。他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根据这条重要的史料，我们可以知道，百家之说，不是一个夸大了的概数，而是一个缩小了的略数。无疑，班固所举“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是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连零头都计算出来了。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对百八十九家和四千三百二十四篇的详细名目的考证。连一百八十九家的人名都考不全，更不要说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学术著作的流传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残缺，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一场猛烈的秦火：“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其二，是时间的选择和淘汰。秦火之后，勉强传下来的，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著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湮没无闻了。所以，到了班固的时代，诸子百家，成了“诸子十家”，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了。代表百家的这十家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上述十家，包括其分支学派，细考之亦有百家之多。这些彼此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学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竟能相安共处，自由争鸣，大大繁荣了我国古代的学术，丰富了我国的思想史，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宪东：《战国百家争鸣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资源2：齐威王即位以来，任用贤才，“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魏信陵君养士三千，“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赵平原君门客毛遂自荐随主出使楚国，合从定盟而归，平原君赞扬：“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些策士还提出奇谋秘计，化险为夷。如信陵君救赵、孟尝君出秦，皆其门客所为，遂解邯郸之围和田文软禁之厄。这就不能不使国君与封君刮目相看。礼士，必重士之学说、著作，当有利于学术繁蒙。

战国处于政治剧变之秋，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代表，通过自己的代言人，竞献智力，人才层出不穷。诸侯从富国强兵出发，也不拘一格用士。一旦发现士能打开局面，不论责贱，均予重任，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比比皆是。魏文侯重视拔擢人才，如他任用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等就是例证。鲁缪公任用博士公仪休为相。至于贫士苏秦凭三寸之舌，说服六国诸侯合从而被拜相，更是传为美谈。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后入秦，得昭王赏识，拜相强秦。蔡泽亦然。司马迁史评曰：“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还有甘茂“起下闾阎，显名诸侯”，秦武王任为左丞相。甘茂孙甘罗有奇才，十二岁出使赵国，取得外交胜利，“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赵克尧：《战国百家争鸣初探》，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4期

资源3：孟子到处游说，能言善辩，一个叫公都子的人问他：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请问为什么？孟子答：我是不得不辩论啊！世道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都出来了，臣杀君，子杀父，我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不得已而辩论的。

当时文人学士游说之风很盛，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提拔为执政大臣。例如商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游说秦孝公，做到了秦国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秦游说，做到了秦惠王的相。商鞅入秦后与甘龙、杜挚“法古”与“反古”的辩论，便是一种“争鸣”。商鞅针对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主张，驳斥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显然是用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的法家思想，批判儒、道两家的“法古”、“循礼”晛点。孟子曾游说于齐、魏、滕、薛、宋、邹、粱等国，慷慨陈词，阐迷儒家的理论和政见。他到魏国，惠王对他优礼有加，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当魏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时，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实际上是在用儒家的义利观批判法家的义利观。孟子在齐国，宣王任他为上卿，据说，他有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这都是游说的结果，使当政者能采用其学说与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樊树志：《国史概要》，第2版，61~62页，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资源4：中国文明社会的历史如果从夏朝算起，到战国时期已近两千年。如果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可能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