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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财产约定对内效力

引言

婚姻不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财产关系的联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个人财产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通过财产约定明确双方财产关系，这种“契约化”的婚姻财产安排，既体现了现代婚姻中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对传统法定财产制形成了重要补充。所谓“夫妻财产约定对内效力”，是指夫妻双方基于自愿达成的财产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产生的法律约束力。这种效力既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平衡夫妻财产权益、减少婚内财产纠纷的关键制度支撑。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从基本概念、效力基础、具体表现、限制与边界及实务难点等维度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理解夫妻财产约定的核心价值提供参考。

一、夫妻财产约定对内效力的基本认知

（一）概念界定与法律依据

夫妻财产约定，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或婚后，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及婚前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事项的法律行为。其“对内效力”特指该约定在夫妻双方之间产生的直接约束力，即双方需按照约定内容行使财产权利、履行财产义务，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

我国对夫妻财产约定的规范主要体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民法典》第1065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062条、第1063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条款从立法层面确认了夫妻财产约定的合法性，并明确其对内效力的核心——“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与法定财产制的关系定位

法定财产制是法律预设的夫妻财产关系模式，即若夫妻未作特别约定，则默认适用“婚后所得共同制”（除个人特有财产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而夫妻财产约定则是对法定财产制的“补充”与“突破”，其本质是通过意思自治重新配置财产权利。例如，若夫妻约定“婚后各自工资归个人所有”，则排除了法定财产制下工资属于共同财产的规定；若约定“婚前房产婚后共同所有”，则是对婚前个人财产权属的主动变更。这种“补充性”决定了对内效力的优先性——当约定内容与法定财产制冲突时，以约定为准。

（三）对内效力的核心特征

其一，相对性。对内效力仅约束夫妻双方，不当然及于第三人（如债权人），除非第三人明知该约定；其二，持续性。效力贯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双方因分居、诉讼离婚等原因暂时未实际履行约定，约定内容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其三，可变更性。虽需遵循严格程序（如双方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但约定并非“一锤定音”，夫妻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财产安排；其四，强制履行性。若一方违反约定擅自处分财产，另一方可依据约定主张权利，要求返还或赔偿。

二、夫妻财产约定对内效力的正当性基础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延伸

婚姻家庭关系虽具有身份属性，但并不排斥私法自治的适用。夫妻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有权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财产关系。这种自治不仅是对个体财产权利的尊重，也符合“婚姻契约论”的现代法理——婚姻本质是身份与财产的双重契约，财产约定是其中财产部分的具体条款。法律赋予约定对内效力，本质是对私人契约自由的保护，正如学者所言：“没有意思自治，夫妻财产约定将沦为无本之木。”

（二）维护婚姻公平的需要

法定财产制虽能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但无法覆盖所有情况。例如，全职太太可能因经济贡献“隐性化”而在法定共同制下处于实质弱势，而通过约定明确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如约定“一方因照顾家庭减少收入，另一方需从个人财产中给予补偿”），可平衡双方权益。对内效力的存在，使这种“个性化”的公平安排具备法律强制力，避免“口头承诺”沦为空言。

（三）降低纠纷成本的制度设计

婚姻关系中的财产纠纷往往因权属不清而复杂化。若夫妻提前通过约定明确“哪些是个人财产”“哪些是共同财产”“债务如何承担”，则在离婚、分家析产等场景中，无需再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举证财产来源，法官也可直接依据约定裁判。这种“预先分配”机制，显著降低了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符合效率价值。

三、夫妻财产约定对内效力的具体表现

（一）财产归属的确定力

这是对内效力最直接的体现。例如，夫妻约定“婚前购买的A房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则该房产的权属从个人所有变更为共同所有，双方均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若约定“婚后工资收入归各自所有”，则一方的工资不再因婚姻关系转化为共同财产，另一方无权要求分割。实践中，常见的归属约定包括：婚前财产婚后共有、婚后财产分别所有、特定财产（如股权、知识产权收益）的单独所有等。需注意的是，这种确定力不仅及于现有财产，也及于未来财产——若约定“婚后取得的所有奖金归个人所有”，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