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问题研究——以“强国家、强社会”理论为视角.docxVIP

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问题研究——以“强国家、强社会”理论为视角

一、引言

随着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调解、公益事业发展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效能，更关乎“强国家、强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在相互赋能、协同互动中实现共同强化，这一理论为解读当代中国政府与NGO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和影响力上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仍面临着角色定位模糊、自主性不足、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深入研究二者关系的现状与矛盾，基于“强国家、强社会”理论探索优化路径，对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强国家、强社会”理论的内涵与中国适配性

（一）“强国家、强社会”理论的核心内涵

“强国家、强社会”理论源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研究，其核心观点在于打破“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的二元对立。该理论认为，“强国家”并非指国家对社会的单向控制，而是具备高效的治理能力、清晰的政策执行力和完善的制度供给能力，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强社会”则意味着社会拥有活跃的社会组织、成熟的公民意识和健全的自治能力，能够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并承接国家转移的部分治理职能。

从理论逻辑来看，“强国家”与“强社会”呈现出相互支撑、协同共进的关系：一方面，强国家能够通过制度设计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合法性空间和资源支持，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边界，避免社会力量无序发展；另一方面，强社会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多元参与主体，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不足，增强政策执行的社会基础，推动国家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二）“强国家、强社会”理论在中国的适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下的“弱国家、强社会”模式，也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而是呈现出“国家引导社会、社会赋能国家”的独特特征，这与“强国家、强社会”理论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

从历史维度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管控，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呈现“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领域的逐渐开放，社会组织开始兴起，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进入新时代，我国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明确要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一政策导向本质上就是在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协同发展的治理格局——政府通过简政放权为社会组织释放发展空间，同时通过制度规范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治理；社会组织则通过承接公共服务、参与政策协商等方式，为政府治理提供补充和支撑，二者共同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三、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分析

（一）互动模式：从“管理-服从”向“合作-协同”转型

当前，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模式正逐步从传统的“管理-服从”关系向“合作-协同”关系转型。在政策层面，政府通过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社会组织的合法地位，简化了登记流程，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例如，在养老服务领域，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服务类NGO参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有效弥补了公办养老资源的不足；在环境保护领域，政府与“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NGO合作，开展环境监测、环保宣传等工作，形成了环境治理的合力。

这种合作模式既体现了“强国家”的制度引导能力——政府通过政策设计搭建合作平台，又彰显了“强社会”的参与活力——社会组织凭借专业优势承接治理任务，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协同。

（二）资源依赖：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结构性依赖

尽管政府与NGO的合作不断深化，但NGO在资源获取方面仍对政府存在较强的结构性依赖，这是当前二者关系的显著特征。从资金来源来看，我国大部分NGO的资金主要依赖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和项目资助，自主筹资能力较弱。以公益慈善类NGO为例，据《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4）》数据显示，约60%的公益慈善类NGO年均资金收入中，政府资助占比超过50%；从活动空间来看，NGO的业务范围、项目开展需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部分涉及敏感领域（如人权、政治参与）的活动仍受到严格限制；从人才培养来看，NGO的核心成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