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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文化展示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国外历史文化展示相关研究

国外历史文化展示是与遗产保护紧密相关的，其展示建立在对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意识认知和行为举措上，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逐渐修补完善的过程。在近代产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关注点都在于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历史文化环境保护和历史建筑保护都无暇顾及，造成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被损毁，遗产蕴含的历史信息被破坏，影响了文脉的传承。同时由于不同建筑思想的崛起，如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复兴也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致使文物建筑受到了忽视与破坏[6]。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开始回头进行反思，发现在以发展为唯一目标的城市建设理念下，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有了大量不可逆的破坏，一系列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对于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在经年累月的探索与实践下，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与时代需求可契合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案例。

首先体现在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理论方面，多数国家将历史文化保护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有专门针对历史建筑的法律制定，例如18世纪中期，英国对于古罗马圆形剧场进行立法，使其成为欧洲第一个被立法保护的古建筑。这也意味着众人对历史文化遗迹的珍视从小件的物品，器件转移到了不可移动的建筑之上。对于保护内容的拓展，即将不仅仅局限于建筑本身，而拓展至构筑物，和与其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则是在1882年和1990年颁布的《古迹保护法》和其修正案中提出。法国则是于1913年颁布了《历史古迹法》，并成立了历史建筑的专门管理机构—历史建筑管理局，对于历史建筑的管理有着严苛的规定，提出被认定的历史建筑，要实施坚决的保护制度，绝对不允许拆除。在1943年，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不仅是历史建筑本身，在历史建筑周围500米范围内进行违反环境风貌的建设活动，也要有相关部门的行政批准才行。美国对于文物保护的立法是在1960年，强调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19世纪末，日本首先针对于神社寺庙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办法，在20世纪初，制定了《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将保护对象进一步扩散至遗址保护，30年代制定了《国宝保护法》，并在1952年将三类保护办法予以汇总和整理，修订为《文物保护法》，形成了完整的立法体系[7]。

随着各国文物保护立法的交替出现，基本显示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休养生息之后，经济和生活水平有所保障，人们开始寻求内在精神方面的追求，想要回溯历史，挖掘记忆，因此注重了对于文物遗产的保护。同时，对于文化保护的立法要求不断深化，也强调了历史文化展示在文化保护中的要求与原则，例如在遗产保护中注重历史价值信息的传递，在遗产修复的同时不应只注重单体修补，而应对整体格局及环境进行保存，这即是要求遗产在修复时，应将与其产生的环境与历史记忆共同留存，以确保公众对于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达到文化展示的目的。

1933年，国际公认的首个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的颁布，便提出了在城市发展中，应注重文物遗址，古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保存，并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指引，对国际上开展文物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国也相继开始了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复[8]。到21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保护从历史建筑又扩大到了历史地段，以文物建筑为中心，扩大到周围的整体环境，作为城市重点地段进行保护。这里的重点地段的历史保护，也包括其中的历史文化街区，是保护思想的再次升华，不仅仅针对文物个体，而是将与文物相关的民居、街道、商业空间等一同保护了起来，让历史风貌与格局得以延续。这个概念的扩大，使得保护的方法和原则也产生了改变。个体的文物建筑更多的是体现遗产价值，主要功能是展览，参观和游赏，而重点地段中的文物保护，由于非文物建筑和人的参与，更多的强调的是如何与活的物质环境共生，一方面，可以让人们追寻到过往的历史记忆，有了精神附属，另一方面，它还需要和城市发展融合，成为城市生活与交往的一部分，其空间赋予的含义远远超过了其实体本身具有的意义。

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提出《威尼斯宪章》，其中对于文物保护的意义进一步加强，认为文物保护不仅仅是个体本身，还有与其相关的历史街区，文件指出，在文物建筑保护中，要将其与所处的环境共同保护，单体与环境不能割离，环境同样见证了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9]。之后，伴随着各个国家对于历史文化遗产重视程度的逐步提高，欧洲提出了城市整体保护的概念，并在7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1987年10月颁布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对城市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和价值再一次强调，文件中指出，城市中的形态，都是由特定的历史阶段所赋予形成的，代表了一个阶段的历史意义。该份文件被认为是《华盛顿宪章》的补充，强调了对于代表历史事件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