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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证券罪的构成分析

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健康运行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与投资者合法权益。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一些主体为谋取利益，以“理财咨询”“代客炒股”“私募基金”等名义非法开展证券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证券罪作为规制此类行为的重要刑法工具，其准确认定直接影响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本文将从犯罪构成四要件出发，结合法律规定与实务案例，系统分析该罪名的构成要素，以期为司法认定与市场合规提供参考。

一、非法经营证券罪的客体要件：对证券市场管理秩序的侵害

（一）客体的核心指向：国家证券业务特许经营制度

非法经营证券罪的犯罪客体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其核心依托于国家对证券业务的特许经营制度。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范畴，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证券经纪、投资咨询、承销与保荐等业务，必须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业务许可证。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通过行政许可筛选具备专业能力、风险控制水平的市场主体，防止因无序竞争、欺诈行为导致的市场混乱，保护投资者免受非专业或恶意主体的侵害。

（二）客体侵害的具体表现

当行为主体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证券业务时，直接破坏了特许经营制度的权威性。例如，某机构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牌照，却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内幕消息”“涨停股推荐”，吸引投资者付费订阅；或某个人以“代客理财”为名，收取客户账户操作权限进行股票交易。这些行为绕过了监管部门的资质审查与持续监管，使得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可能因误导性信息或不当操作遭受损失，同时削弱了合法证券机构的市场公信力，最终导致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受损。

二、非法经营证券罪的客观要件：非法经营行为与严重情节的双重要求

（一）“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类型

根据《刑法》第225条及相关司法解释，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未经许可型”，即完全未取得证券业务许可证而开展相关业务。例如，某公司仅注册为“投资管理公司”，却以“私募基金”名义向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并投资股票，其行为超出了工商登记的一般投资管理范围，且未取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或销售资质。

第二类是“超范围经营型”，即虽取得部分业务许可，但超出核准范围开展其他证券业务。如某机构持有证券经纪业务牌照，却擅自开展证券承销业务，后者需单独申请保荐承销资质，超出原许可范围即构成非法经营。

第三类是“变相经营型”，即通过虚假包装规避监管。例如，以“股权代持”“收益权转让”等名义变相从事股票交易中介服务，或利用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合法业务外壳掩盖证券投资咨询实质，此类行为因本质上从事了需要特许的证券业务，仍会被认定为非法经营。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非法经营证券罪属于情节犯，仅有非法经营行为不足以构罪，需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具体标准包括：

其一，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达标。例如，个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则分别为150万元、30万元以上。这些数额标准体现了对不同主体行为危害性的差异化评价。

其二，造成投资者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如因非法经营导致50名以上投资者亏损，或单个投资者损失超过50万元；或引发投资者集体上访、网络舆情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其三，其他严重情节。例如，两年内因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同类行为，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大，可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

（三）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需重点审查非法经营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某机构以“高收益保底”为噱头吸引投资者委托理财，后因操作失误导致资金亏损。若该机构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或资产管理资质，其承诺保底收益的行为本身违反《证券法》关于“禁止承诺收益”的规定，且投资者基于对其“专业机构”的信赖参与，此时资金亏损与非法经营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计入情节严重的评价范围。

三、非法经营证券罪的主体要件：一般主体的多元表现

（一）自然人主体的认定

非法经营证券罪的自然人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践中，常见的自然人犯罪包括：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私下开展“飞单”业务，如客户经理未经公司允许，以个人名义为客户提供股票买卖建议并收取佣金；或无业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包装成“股神”，收取会员费推荐股票。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行为人自称“业余爱好者”“义务帮忙”，只要实际从事了需要特许的证券业务并获利，仍可被认定为犯罪主体。

（二）单位主体的认定

单位犯罪是该罪名的重要形态，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犯罪需满足“以单位名义实施”“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两个要件。例如，某投资咨询公